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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

[清][公元1836年-1900年,中国近代十大名将]

聂士成为[清][公元1836年-1900年,中国近代十大名将]

  聂士成(1842~1900),字功亭,长丰县岗集乡人。家贫寒,父早亡,母子相依,租种田地为生。17 岁,应清军袁甲三部友人之邀,弃农投军。清同治元年(1862 年),转入淮军铭字营任把总,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活动,先后转战江、浙、皖、闽等省。因作战勇敢,晋升为副将。同治五年,随直隶提督刘铭传追剿东捻军任柱部,屡获大捷,赏力勇巴图鲁勇号。同治七年,镇压西捻军张宗禹部有功,以提督记名。
  清光绪十年(1884 年)八月四日,法国发动侵华战争,袭击基隆,妄图侵占中国台湾。驻守台湾的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筹措不备,兵单粮匮,形势十分危急,屡电李鸿章请求救援。李鸿章决定遣800 淮军前往支援,然淮军诸将皆怯战不前,无人应往。唯聂士成激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愿率部为援。光绪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租乘英国“威利号”海轮,由山海关启航。原拟在台湾商埠登陆,不料法军已将前进道路-,聂士成率部攀藤援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台湾南部卑南登陆。三月二日,法军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月牙隘口,近逼台北。正在这紧要关头,聂士成率部疾驰而来,立即与刘铭传策定“扼主六堵”战略,经浴血奋战,大败法军,将其赶出台湾海峡。战后,聂士成晋升为刘铭传部副将。四月四日,中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聂士成部撤回大连。光绪十二年,调驻芦台。光绪十四年,调驻旅顺。光绪十八年,参与镇压朝阳金丹教起义,实授太原总兵,仍统芦台防军。
  光绪十九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廷火速派兵协助平定。六月五日,应朝鲜国王请求,聂士成率中国派遣军1500 人,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赴朝,进驻牙山。聂士成治军严厉,下令不准骚扰百姓。时值雨季,大雨滂沱,所部驻在漏雨的帐篷里,无一违犯军纪。朝鲜政府宴请中-队,按朝鲜礼节,应有歌记陪伴,聂士成每次都予拒绝,深受朝鲜百姓拥戴。此间,日本因早存吞并朝鲜和侵华野心,遂以保护驻朝公使返任和保护日侨为借口,出兵朝鲜1 万余人,伺机行动。六月二十三日,日军公然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舰“广乙”和“济远”号,并遣陆军4000 余人,进攻牙山中国派遣军,正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统帅叶志超面对强大日军的进攻,坐立不安,六神无主。聂士成提出:“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可据为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叶志超迫不得已,同意聂士成意见,并令其阻击日军于成欢,屏障公州。其实他并不据公州设防为援,而是畏敌怯战,逃命平壤。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向成欢发起进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聂士成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多次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仅在小桥伏击战中,歼日军1000 余人。后因弹药垂尽,后援无继,-率部败往公州。聂士成抵达公州,不见叶志超一兵一卒,大失所望,只得率部北撤,退往平壤。九月十五日,日军兵分四路,猛攻平壤。坚守玄武门的左宝贵英勇牺牲。聂士成刚从公州到达,即配合马玉昆、卫汝贵分别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放弃职守,当夜弃城渡鸭绿江,逃退九连城。平壤中国派遣军遭日军猛烈进攻,形势危急。聂士成率部占据高山,潜入密林,果敢出击,在他的掩护下,平壤中国派遣军安全转移到虎耳山一带。十月下旬,日军按既定预谋,集兵近5 万余人,由公州渡过鸭绿江,分两路向中国境内进犯。沿江驻守的4 万余清军,一战即溃,连山关、凤凰岭等战略要地一一失守。唯有2000 人的聂士成部,守卫在虎耳山,岿然屹立。他率部冒雪苦战,奋力抗敌,战斗异常激烈。后因孤军无援,众寡悬殊,撤出阵地,转移至摩天岭。日军侵占鸭绿江下游沿江后,气焰更加嚣张,继续向摩天岭发起进攻。聂士成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凭高岭,匿丛林,或全鼓疑敌,或出其不意,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他善用夜战,袭击日军。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与从连山关撤退下来的友军相约,趁冰雪寒夜,亲率战骑偷袭连山关。日军从酣睡中惊醒,丢盔弃甲,仓皇退逃,一举夺回连山关,继而取得孔家店、长岭子战斗的胜利。清廷为嘉奖聂士成,晋升其为直隶军门提督。
  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遭到惨重打击,溃不成军。光绪二十二年,聂士成为使淮军重振军威,从直隶驻防军内挑选精干,组成武毅军马步队30 营,共1.5 万人。他一改清军旧制,按德军编制、装备、训练部队,使武毅军成为当时清军的一支劲旅。光绪二十四年,武毅军改为武卫前军,驻芦台。光绪二十五年,调赴涞水、保定等地,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剿杀义和团600 余人。当时日、俄、英、法、美、德、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因中国甲午战争之败,视中国软弱可欺,联合制造侵华战争,瓜分中国。聂士成虽忠实执行清廷旨意,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但对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名义”,大量调兵来华表示忧心忡忡。曾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提出:“目前情形,外侮尤亟”,请求“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兵轮雷艇,似宜饬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建议作好反对外来侵略的准备。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2000 余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并不断增兵天津、大沽口。聂士成要求将所部调回海防前线芦台,抗击外来侵略军。慈禧太后欲“利用义和团打洋人”,恐对其继续镇压“激起变故”,即同意聂士成的意见,令其率武卫前军将士开赴津塘铁路沿线杨村、军粮城一带,驻军道防,以俟动静。六月十六日,当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行抵杨村火车站时,聂士成率所部和民团对其进行阻击和围攻,毙伤八国联军40 余人。西摩尔-退回天津租界。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集24 艘军舰,从海上和陆地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清守军提督罗荣先率部顽强抵抗,因炮台被击毁,大沽口失守。聂士成率部驰援途中,闻大沽口失守,急奔北塘。部署战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后,纷纷登陆,迅即占领北塘。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拉开了天津保卫战序幕。在主战派的压力下,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宣战谕旨》,对八国联军正式宣战。由于慈禧太后为防止北京义和团夺取她的政权,早将保卫天津的兵力调去保卫北京城,天津守兵只有聂士成所部十几个营,不足万人,且防线很长,城防力量极为薄弱。面对十分严峻的天津防务局势,聂士成镇定自若,他向主持天津防务的直隶提督荣禄慷慨陈词:“今国衅即开,天津首当其冲,吾目未瞑,必尽吾职,不许外军履土。”“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临战前,他告别亲人,派人将0送回故里,表示与侵略军决一死战。六月二十一日,聂士成亲自指挥所部在北仓、穆庄一带,袭击八国联军西摩尔部,予以重创。当时在天津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与聂士成虽有前隙,积怨很深,但因国难当头,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聂士成部作战,携手抗击共同的敌人。正当聂士成率部与八国联军激战时,慈禧太后不分青红皂白,竟将大沽炮台失陷归罪于聂士成。六月二十三日,颁发谕旨,将聂士成“革职留任”,令其“迅速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迅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惩。”这本系荣禄优柔寡断,消极抗战所致,而慈禧太后却把责任推到聂士成身上,实属冤枉。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聂士成毫不气馁,忍辱负重,率部与八国联军展开殊死搏斗。在义和团协助下,四面包围,攻打天津租界紫竹林,8 日中恶战十几次。据八国联军供认:“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彼等之勇猛之处,较被围西人更胜矣!”七月六日,聂士成与义和团首领商定,采取“三面进攻”之计,加强对紫竹林租界八国联军的攻击。聂士成率部从天津城南迂回至紫竹林租界西南,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向租界及跑马场猛烈轰击,“租界各洋行为毁坏者大半,每日丧生之人数,要不可以臆计。”七日,聂士成率部攻占租界南外侧小营门炮台,进一步缩小了对租界的包围圈。同时,派出部分兵力,协助武卫右军马玉昆部,义和团曹福田部,收复老龙头车站。在聂士成等部的猛烈攻击下,八国联军感到“形势危急”,七月九日,英、法、美、日、俄近万名侵略军,直扑八里台。聂士成闻讯,立即从小营率部赴援,在八里台遭数倍于己的侵略军包围,“四面环击,-如雨”。日本侵略军竟灭绝人性,施放毒气弹,致使聂士成部伤亡惨重。聂士成本人腹部被打穿,肠子流出,但他无惧无畏,仍持刀督战,“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后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所部遭覆没。七月十一日,天津遂陷。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赠聂士成“太子少保”,谥“忠节”,建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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