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奕劻
[公元1838年－1917年]
爱新觉罗·奕劻为[公元1838年－1917年]
奕劻是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光绪的皇叔，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被封为庆亲王，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是清廷授封的最后一个铁帽子王。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奕劻当了6个月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决定清廷命运的关键人物。
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的好感。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本无实权的奕劻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权位渐崇的奕劻因才能平平而庸碌无为，常为时人所暗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奕劻仍任总理大臣。
1903年，荣禄病死，袁世凯得知奕劻将到军机处任职，立即派亲信杨士琦给奕劻送去1张10万两的银票。奕劻假意推辞。杨士琦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钱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听了这番话，奕劻欣然收下了银票。此后，袁世凯对奕劻“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供奉不断。袁世凯还和小自己17岁的奕劻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与奕劻套近乎。
奕劻果然如袁世凯所愿，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奕劻做事，善于猜测慈禧风向，“荣辱忽焉，皆在圣意”，慈禧对其很信任。与八国联军打过一仗之后，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则视袁世凯为最可信赖的人，时常向他问计。奕劻、袁世凯两人的势力迅速膨胀，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凯门下成了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奕劻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这无疑是为清朝的灭亡备好了掘墓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举朝人心惶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为袁党)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1911年10月14日，由奕劻提议起用袁世凯，那桐、徐世昌随声附和。不久，袁世凯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此时载沣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监国摄政王，也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管辖调遣禁卫军之权，仍然对袁世凯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彻底除掉这个障碍，袁世凯伙同奕劻，告诉隆裕、载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没军饷，万不能打仗。”隆裕问：“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了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劝说，他们才表示，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在奕劻、袁世凯的哄骗之下，隆裕让载沣退出监国摄政王之位。
这一年年底，南北和谈进入关键阶段，清帝逊位与否，南北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见解。南北议和开始后，奕劻主张清帝退位。他对隆裕说：“革命军队已有5万之众，我军前将士皆无战意。”又对载沣说：“全国已去大半，幸能偏安，亦难持久。果能融合满汉，改良政体，似不妨和衷商办。若因固执而至决裂，则满人均为我一家所累。”载沣闻言，放声大哭。
1912年1月17日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奕劻说：“要想保全皇室，除了走共和的道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好办法。”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宣布清帝退位。清廷大厦将倾之关键时刻，奕劻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这样评价奕劻：“以理内政，则内政无不荒，以理外交，则外交无不败……奕劻于皇族中，固断送满清之第一罪人矣。”
清帝退位后，奕劻迁居天津。凭借多年积累的不义之财，奕劻在那里度过了优裕闲适的6年时光，于1918年病死寓中。奕劻去世后，其家人请求谥号。末代皇帝溥仪本想给奕劻“谬”，“丑”、“幽”、“厉”等恶谥，但最终采纳-房意见，给了一个“密”字，意思是让他“追补前过”，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密”是最差的一个字。
奕劻与袁世凯
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应诏陈言，希望朝廷加速立宪，由于奕劻的阻挠，建议失效。光绪三十四年，奕劻具折-袁世凯与张之洞，反对宣布开国会年限。袁世凯与奕劻虽然关系非同一般，也并非完全是相互利用的利益之交，但二人政治利益和政治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光绪三十二年：袁世凯力主设立责任内阁，奕劻没有完全支持
刘厚生在其所著《张謇传记》中描述了袁世凯贿赂奕劻的情形：“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以前，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其时庆王为外务部领袖，亦居重要地位，而袁世凯之所馈赠，并不能满庆王之欲。庆王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廷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照病势推测，恐怕不能久于人世。于是庆王有入军机的消息，为袁世凯所闻，即派杨士琦赍银十万两送给庆王……此为袁世凯交结奕劻之始。”
佐藤铁治郎在《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中说，奕劻“自回銮后得晤袁世凯，一见倾心，深相结纳，如胶似漆。遇事则袁谋于外，庆应于内。庆于袁之谋献猷筹画，无不言听计从”。
这些描述之下的奕劻、袁世凯关系呈现出如下场景：袁世凯以金钱铺路，重贿奕劻。奕劻昏聩，完全为袁世凯糖衣炮弹所打倒，甘为傀儡，对袁言听计从，奉为谋主。二人关系莫逆，甚至密谋废除光绪，立奕劻长子载振为皇帝。
奕劻贪黩好货，袁世凯投其所好，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这毫无疑问。问题是奕劻是否真的如此昏聩，毫无政治见解，一切听命于袁世凯？奕劻、袁世凯真的亲密无间？事实并非此。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立宪并设立责任内阁，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与袁世凯的锋芒毕露不同，奕劻表现的颇为圆滑。在会议官制时宣称：“此事是非我已胸有成竹，务请诸公详愼厘订，总求尽善尽美，再为核夺，奏请施行，免贻他人之议诮。”九月十六日，奕劻等将所核订的新官制进呈。新官制规定：“查立宪国官制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盖一国之政，至为殷繁，非有分司之官以各任其责，则丛脞必多。而庶政之行尤贵画一，非有会议之地以互通其情，则分歧可虑。故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为各部长官，而入则为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总理大臣之称，初不昉于日本，我朝雍正、乾隆间，固尝有之。采邻国之良规，即以复圣明之旧制，称名至顺，取则非遥。总理大臣既亲承圣谟，平章庶政，而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之例，尚非其时，故设左右副大臣各一人以宏辅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官制还设计了一个备选方案。提出：“如以议院甫有萌芽，骤难成立，所以监督行政者尚未完全，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行政机关屹然已定，-官制缺有始基矣”。尽管承认设立责任内阁是立宪各国通例，但经奕劻核订的新官制并没有完全支持袁世凯的主张，而是尽量折中调和各方意见。
九月二十日，清廷宣布改革官制。该官制规定改兵部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设立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各事。按照该官制，袁世凯须将会办练兵处事务、办理京旗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等兼差交出。袁世凯不肯交出，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亲自赴津与袁世凯晤商。临行之前，先到奕劻府邸请示。奕劻说：“慰廷本欲辞兼差，我说且至各设专部再议，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奕劻态度十分明确，袁世凯须交出路、电兼差。没有奕劻的支持，袁世凯不得已奏请开去各项兼差。
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陈言加速立宪步伐，奕劻暗阻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朝野震动。两天后，慈禧下诏，准许臣下-陈言预备立宪事。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设立责任内阁，结果不仅该主张未被采纳，而且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此次朝廷下诏求言，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来往电商后，于六月十六日上《奏为密陈管见条举十事缮单备采事》一折。该折极言中国危险之状，认为“欲救其祸，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之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听其自然，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势不至如今日之朝鲜不止”。
奏折所附清单甚长，陈列十条建议：
1、昭国信。
袁世凯认为现在朝廷宣布预备立宪，然而民众仍然半信半疑，如果不能切实推行，像过去一样将臣工条奏束之高阁，朝廷将完全失去信用，政令无人相信、无人施行，预备立宪不仅不能安定人心，反而成为革命派的口实，助长他们的气焰。请求朝廷限三个月组织成立资政院，再限三个月令内外臣工条陈-，然后由资政院在三个月内将条奏分立门类，汇集编采，奏请饬下枢臣覆核施行。
2、设资政院。请求特简资政院王大臣，参照原案，尅期成立。
3、举人才。请饬京外保荐，不拘官阶，破格录用。
4、振国势。请重交涉，修武备。
5、融满汉。臣工如有满汉意见较深者，请量予裁抑。
6、行赏罚。对于推行新政无有实效者请分别惩处。
7、明党派。请勿概加疑忌，使人心瓦解。
8、建政府。请采内阁合议制度，或并军机政务处为一，以固基础。
9、普及教育。请详查学龄儿童与人民财产的数量，通盘合计，强迫立学。
10、办地方自治。请认真举办，行之十年，必有奇效。
袁世凯希望朝廷一改过去因循敷衍，切实推进-改革，以挽回朝廷信用，化解统治危机。由于奕劻、铁良的暗中阻挠，会议政务处覆奏避重就轻，对于地方自治、普及教育这些末节问题却给出了较为积极的具体意见。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袁世凯致电两江总督端方：
“急。南京督宪：芝。京东电云，十策无效，邸、铁暗阻。冬。”这里邸指奕劻。正是奕劻和铁良的联手阻挠，袁世凯所奏完全失效。电文中袁世凯失望之情及对奕劻、铁良的不满溢于言表。
铁良“满汉意见较深”，一向是袁世凯的政敌，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便与袁世凯时有冲突，此次阻挠袁世凯的建议不足为奇。和袁世凯私交甚好的奕劻为什么阻挠袁世凯的建议呢？
首先，政治立场不同。袁世凯在清末新政0尽风头，捞足了政治资本，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他自己也更安全（怕慈禧死后，光绪算戊戌旧账），因而对立宪主张急进。而奕劻作为满洲皇族，对如何维护皇权以及满人的特权考虑的更多。推行设立资政院、责任内阁以及融合满汉这些立宪措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皇权和满人特权。因而对立宪持消极态度，能缓就缓，能拖就拖。
其次，对危机认识不同。袁世凯认为朝廷最大的危机在于威信丧失导致的革命危险，要挽回人心化解危机，就要改变过去的敷衍因循，切实推进立宪。奕劻对革命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认为宣布立宪已经够了，即使步子慢一些也能化解危机，不致有革命的危险。
光绪三十四年：袁世凯主张宣布开国会年限，奕劻反对
清廷下诏求言，对清廷敷衍立宪早已不满的立宪派以此为契机，纷纷呈文致电，要求开设国会，宣布国会年限。
如何应对如火如荼的速开国会、宣布国会年限运动，奕劻与张之洞、袁世凯意见相左。张、袁二人主张顺应民意，宣布国会年限，速行开设。在政务处会议时，张之洞主张：“现在上海国会期成会员游说全省，颇见成效，时代变迁，足见民间意向，宜速行开设。”袁世凯深表同情，认为“自设自治局，各省人民稍知国会事宜，政府宜将开设国会年限宣示，十五年后之说恐不合民意”。在军机处会议时，袁世凯倡议“先颁年限，晓示天下”。奕劻表示反对，云：“期限之迟速，总须随时酌定，庶免操切之弊。”奕劻提出，“事体重大，必须商之各省督抚如果内外一致，然后请旨宣布”，遭到张之洞、袁世凯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奕劻密上《奏为实力奉行应办各事后再请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事》一折，-张之洞、袁世凯，陈说观点，希望慈禧、光绪宸衷独断，对张、袁主张不予采纳。
该折云：“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唯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
在奕劻看来，各省绅民虽以消弭内患外乱为词，要求宣布国会年限，但其真正目的是“使权柄下移”。在朝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已是迫不得已，万不可听从张之洞、袁世凯的意见，宣布预备立宪期限。为今之计，只能令-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在保证君权不被陵替的前提下，实施筹备立宪应办各事。待应该筹办的各项事务筹办完全后，再宣布开设议院期限，这样“权操自上”，或许还能保全治安。从奏折内容来看，奕劻并没有世人所说的那么昏聩，他认为国会-运动只是立宪派向朝廷施压以获取政治权利的工具，实行立宪、开设国会将不可避免地侵损君权。立宪派要求开国会固然有为了救国的一面，但毋庸讳言，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方面的诉求，奕劻的认识大致是准确的。作为与王朝命运休戚相关的亲王，奕劻从维护王朝命运、朝廷权威、皇族利益出发，对新兴的政治势力立宪派极其掀起的立宪运动有着天然的厌恶和敌视。掌外务数十年的奕劻知道立宪潮流不可阻挡，虽不敢公然反对-，但他希望能尽量缓行，以免局势失控，君上大权旁落。所以在立宪问题上，奕劻是消极保守的，这也正是他和积极主张立宪的张之洞、袁世凯发生冲突的原因所在。
袁世凯与奕劻虽然关系非同一般，但二人政治利益和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关系并非亲密无间，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人物评价
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至辛亥革命，五十年间，奕劻能力不高，学问不行，却始终做官做的顺风顺水。在清朝的最后十年，奕劻或为领班军机大臣，或为内阁总理，又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庆邸官爵之隆，晚清除醇邸之外，难有其匹者。
但是，奕劻做事，作风稳重，滴水不漏，“荣辱忽焉，皆在圣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就是对奕劻政治能力的一个很好说明。
慈禧太后：荣辱忽焉，皆在圣意。
溥仪：（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刘体仁：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
刘厚生：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蔡东藩：庆亲王奕劻，为清室罪臣，即为袁氏功人。
吕思勉：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
孔祥吉：在晚清政坛上，奕劻呼风唤雨，成了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同年(公元183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17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