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宗虔
郑宗虔为
郑宗虔，字诚斋，原襄陵县襄陵镇东街人，出生于农民家庭。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历任襄陵县简易师范讲习所、第三高小、第一高小，民族革命高小、城关小学教师。生有2子1女，长子思远，次子思达，女儿秀英，都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革命者。
郑宗虔为人耿直，治学严谨，思想进步，经常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辅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师生之间平等相待，情谊融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支持长子思远参加八路军学兵大队，不久又送次子思达参加革命，继之鼓励女儿秀英到县妇女救国会工作。他常常教诲儿女：“覆巢之下无完卵，国破何以为家，要好好工作，为抗击日寇出力甚至献身。”
1938年春，根据省牺盟总会培养革命干部的指示，襄陵县在襄西、襄东分别开办了民族革命高小（简称民高）。郑宗虔在襄西民高任教，学校校长和教师都是爱国进步人士，多系共产党员。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民高一成立就得到党的亲切关怀和牺盟会的具体帮助。他根据学校安排，以抗日救国为目标进行教学，除上文化课外，给学生讲授了《日本侵华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同时带领学生进行军事演习，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学生在校学习了文化知识，接受了革命教育，毕业后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骨干，有的人直接参加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奔赴抗日前线。
1942年6月10日，襄陵县城和赵曲据点伪军百余人，与临汾城日本宪兵队配合，在特务队长岩丁率领下，同时在襄西、襄东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共捕300余人，被捕者多为积极抗日的小学教员和在乡知识分子。这就是老百姓说的“日本人抓教员”。郑宗虔、郑思达父子俩亦被逮捕。被捕后都被关押在临汾城日本宪兵队监狱，被逐个、多次审讯。审讯中遭严刑拷打，强令供出共产党员及其领导人。在被捕的300多人中，真正是共产党员的只有郑思达、梁福源、梁福仁等10余人。郑宗虔本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为了蒙蔽敌人，掩护同志，在接受审讯中，他便说自己就是共产党的襄陵县委书记。敌人逼其供出组织时，他就想着编造，而且只说远的不说近的，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使敌人无法落实。由于他“承认”自己是县委书记，却又未供出真实组织，就受了更多的酷刑。其子共产党员郑思达，也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慷慨陈词，怒斥敌人。经过3个月的关押和审讯，日军于9月7日，在临汾小北门外将郑家父子等26人活埋。临刑时，郑家父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壮烈献身。时年郑宗虔57岁。
郑宗虔为人耿直，治学严谨，思想进步，经常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辅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师生之间平等相待，情谊融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支持长子思远参加八路军学兵大队，不久又送次子思达参加革命，继之鼓励女儿秀英到县妇女救国会工作。他常常教诲儿女：“覆巢之下无完卵，国破何以为家，要好好工作，为抗击日寇出力甚至献身。”
1938年春，根据省牺盟总会培养革命干部的指示，襄陵县在襄西、襄东分别开办了民族革命高小（简称民高）。郑宗虔在襄西民高任教，学校校长和教师都是爱国进步人士，多系共产党员。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民高一成立就得到党的亲切关怀和牺盟会的具体帮助。他根据学校安排，以抗日救国为目标进行教学，除上文化课外，给学生讲授了《日本侵华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同时带领学生进行军事演习，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学生在校学习了文化知识，接受了革命教育，毕业后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骨干，有的人直接参加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奔赴抗日前线。
1942年6月10日，襄陵县城和赵曲据点伪军百余人，与临汾城日本宪兵队配合，在特务队长岩丁率领下，同时在襄西、襄东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共捕300余人，被捕者多为积极抗日的小学教员和在乡知识分子。这就是老百姓说的“日本人抓教员”。郑宗虔、郑思达父子俩亦被逮捕。被捕后都被关押在临汾城日本宪兵队监狱，被逐个、多次审讯。审讯中遭严刑拷打，强令供出共产党员及其领导人。在被捕的300多人中，真正是共产党员的只有郑思达、梁福源、梁福仁等10余人。郑宗虔本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为了蒙蔽敌人，掩护同志，在接受审讯中，他便说自己就是共产党的襄陵县委书记。敌人逼其供出组织时，他就想着编造，而且只说远的不说近的，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使敌人无法落实。由于他“承认”自己是县委书记，却又未供出真实组织，就受了更多的酷刑。其子共产党员郑思达，也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慷慨陈词，怒斥敌人。经过3个月的关押和审讯，日军于9月7日，在临汾小北门外将郑家父子等26人活埋。临刑时，郑家父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壮烈献身。时年郑宗虔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