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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与先

[清][公元1615年-1697年]

莫与先为[清][公元1615年-1697年]

  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甘鹏云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来潜江的名宦乡贤和文人雅士后,列出了张幼宁、刘阮仙、朱悔人、莫与先四人为潜江“四大文学家”。唯愿笔者的简要记述之中,大家能了解文学家莫与先之一二。
  弃官养母
  莫与先(1615~1697),字大岸,别号顾洄,清,潜江(今总口张家湖分场)人。他是前述“儒行之宗”莫汝嘉孙子;是莫汝嘉第三子莫若智的独生子;是前破产为恩师建祠的莫若玉侄子;也是清康熙年间通政大夫莫之翰之叔。
  莫与先之父莫若智虽然只是一庠生,没能求得什么功名,但在潜江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一位人物。康熙《潜江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以下简称《县志》)就有他的“传记”,说他年轻时远游于“东乡(今四川宜汉县)学博刘馨宇署中”;“崇祯初,邑葭州(今陕西佳县、吴堡一带)守袁冕”的幕僚。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中有一篇《潜江学人考》,说莫若智是潜江著名学人之一,是明代万历年翰林院修撰、皇子太师、著名学者“焦澹园门下士”,博学有述,“惜其书不传耳”。
  莫与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勤奋好学,清顺治五年(1648)他以“拔贡”(古时候选拔进京城国子监读书学员的一种)入国子监学习。清顺治十五年(1658)以第四名登进士榜,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这年他四十岁,随后授高邑(今河南高泌县)知县。
  他是以“孝悌耕读”起家,迁潜莫氏的第十三世,也是迁潜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朝廷命官,这是莫氏家族的荣耀。《莫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新老谱序言中都将他大书特书。不知何故,他在高邑知县任上不到两年,既没看到什么宦绩记载,也没查到他什么过失等变故,《县志》上即记载他“逾年而引疾”归。
  当我再次认真研读《县志》和《族谱》等史料中的相关历史人物及莫与先的一些诗文后,才真正弄清楚他是为敬孝生母而借有疾而归的。莫与先是家中的独子,他父亲生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卒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享年四十七岁,这年他正好二十岁。留下的真是孤儿寡母。他母亲为了抚养莫与先的这棵独苗成才,坚守妇道不改嫁,苦心操持着莫若智留下的并不丰厚的田产,并含辛茹苦地供养他读书求取功名。从小就受到“百行莫大于孝,居家莫忘于慈”家规熏陶的莫与先,对母亲这种无私的大爱是铭心刻骨的。也就在莫与先任高邑知县的第二年,年近七旬的0病重,家中无人陪护,而她又不愿随儿子远离故土,于是他做出了弃官归里养母之选择。《县志》《旧闻》《潜江文徵》等史书及现存他的几篇文章中,多处写到“归隐养母”“躬耕养母”“归田奉母”“曲尽孝养”等句子。
  县志作序
  现在人们常说起的康熙《潜江县志》有两稿。一稿是康熙十年(1671),时任知县王又旦(陕西郃县人,即今合阳县)主持纂修的《潜江县志》,编著者是与莫与先居所一河之隔,时常作诗对答的好友、自诩“宜庄花农”的朱士尊。此县志快完稿付印时,王又旦擢升户部给事中,随后其志稿则束之高阁了。另一稿,是在过了二十年后,即康熙三十年(1691),时任知县刘焕(陕西清涧人)重启编撰的县志,即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我们常说的康熙《潜江县志》,编著者是曾任四川石泉(今北川县)知县、告老还乡的朱士尊之子朱载震。康熙三十三年,第二稿康熙《潜江县志》杀青付梓,其中就有莫与先所写的序。
  这个序来历较复杂。莫与先多处称“吾友”两任《县志》编著者(朱士尊、朱载震)父子俩都是他的莫逆之交。莫与先比朱士尊年龄小十岁。朱士尊是顺治十一年(1654)的“贡生”(入京城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之一),莫与先是顺治五年的“拔贡”(贡生的一种),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两位同乡在京城就是至交,成年彻悟后对仕途都很淡泊,基本上是同时期回到了潜江张家湖。朱士尊是弃学归隐,莫与先是弃官归里。莫住古县河(今运粮河)许家口北岸,即今天莫家垴,朱住许家口县河南岸,即今渔洋新台村,仅一里之遥。两人都有高隐不仕之志,两人都喜好诗词歌赋、名文异曲,那真是情投意合,时常以诗文对答。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潜江及张家湖遭遇百年一遇大洪水,县城及张家湖等地均被淹没,“居民溺死者甚众”,莫与先写了一首《水上谣和韵》,用叙事长诗记述了当年潜江人遭水淹后的困苦悲怆景象,朱士尊马上为其写了一篇《水上谣并序》。由此,可见两人的感情。
  朱士尊在编著《潜江县志》时,时常征求 莫与先的意见,莫与先也爽直地进言,并为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这样才有了比较成熟的康熙《潜江县志》第一稿。可惜 没等到《县志》付梓时,即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儿子朱载震刚接手编著《县志》时与世长辞了。这时莫与先本该为第一稿《县志》写序之愿没能实现,却为 写了一篇文采飞扬而又颇有诙谐味的《宜庄花农传》铭文。
  年龄比莫与先小十来岁的朱载震继续《县志》的编著工作后,更仰仗于前辈莫与先了。当朱载震编著之中遇到疑虑时,必是“献疑于予”,“予听然而释之”。当朱载震将志稿清样送他,并请他写序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他,欣然提笔写序,记录下了这部《县志》的成书历程。其中写道:“君侯(指刘焕知县)之汲汲为己任也固宜,惇敏肃括布施之优裕谧如也,乃时时屏驺御就馆局中与悔人(朱载震名号)敷袵(rèn,同祍,即衣衿)细论,参吾挈量”。由此看来,他是没署名的《县志》编审者之一。当有人看了清样后提出“文之过繁”的异议时,他却说:“司马子史记(指司马迁写史记)二千余年事,文成数十万言,班孟坚记二百余年事,文成亦数十万言”。其意是不能以文字多少看志书繁简,只要没有废话,志书字数多少没必要争论。
  楼阁撰文
  莫与先以潜江“四大文学家”之名流传于今世的文章主要来源于《县志》,另外,民国年初甘鹏云先生所著《潜江文徽》以及由甘鹏云先生主编的《湖北文徽》(第六卷)收录了莫与先的几篇文章,也基本来源于《县志》。
  莫与先当时属于潜江的文学泰斗。那时,潜江没有现今的“文联”“作协”之类的机构,要不他是当之无愧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知县建了一草堂请他去题诗;县城建了“文昌阁”,乡绅们请他写“记”;乡里修“云慧庵”,钱不够,要向信众募集资金,请他写筹资“募疏”;好友建别墅楼阁更是少不了他去赋文。我从《县志》上找出了他为楼阁撰写的诗文七八篇。
  县衙东廨荒芜多年后成了马厩,这里榆柳数株,清荫幽静。康熙九年(1670),知县王又旦重修后拟作自己的寓所,名曰“得树草堂”。为此,请了包括莫与先在内的一些文人雅士来赏景小酌。莫与先酒过三巡后,即兴写下了《得树草堂新成郃阳王明秋夜召集诗》。现摘录其中几句于下:“寡营信所宜,疲俗徼理静……凉露稍欲泫,漾月相与永。巡檐数行疏,横亚影离离。野夫释倚薄,延旷百虑尽”。此文从月夜的宁静里流露出作者的超然淡定之心境。
  康熙三十二年(1693),潜江人对已任职四年的知县刘焕十分敬仰,于是“邑绅士耆庶商民”在县衙东边(今朱坑一带)为刘焕建了功德祠堂——“文昌祠”,于是《县志》中就有了莫与先在八十岁时所写的《文昌祠记》一文。文章从潜江的风土人情开始:“自郢(钟祥)而南,潜当荆鄂之冲,士风朴茂,民殷殖有礼让,固咽颐之地也”。过去“潜民昔之田畴不时修,徭赋不时给”,皆因“前政或苛核,或昏弱”,“胥于潜悉索焉”。记述刘焕主政期间“知民而瘠在官”,“宿猾而利,贫民重困矣”,于是“涤除前令之繁苛,守洁政和”,“修堤防,清逃田;兴文教,严督课,修黉(hóng,古代指学校)官,浚泮水,近者两科登贤书者且四五人”,“劝耕作,警游情,宽商旅之征,平均输入价”,潜江人民均受实惠,民众爱戴情切,将其礼若圣人,自发地筹资为刘焕建了文昌祠。
  明隆庆五年(1571),莫与先的爷爷莫汝嘉在张家湖边修了一座“云慧庵”,年久失修后,清康熙年间,信众拟定重修此庵,苦于资金不够,于是他受信众之托作《募修云慧庵疏》。文中写道,如果为之施舍,则如“涉泽求蹊,披楱(zòu,耙开))觅路,听香林之振壑,见白足之濯(zhuó,光秃秃)泥而已”;常施舍“云衲久磨,警钟晨发,软语夜阑”;施舍就如“割身奉鬼,闻半偈于涅槃;志髓祠天,能供养殖于磐若。将汲引四流,周圆五怖,波提东渡,子夜南翻”。此文佳句丽语连珠,让人浮想联翩。
  悲天悯民
  莫与先的诗文多反映当时社会之黑暗,民众之困苦,对黎民百姓常怀怜悯之情。
  他在《文昌祠记》中,虽然从正面赞扬了勤政爱民的知县刘焕,但对当时潜江民众所受苦难记述得也是一清二楚。其中写到潜江“廿年以来,河伯冯陵,士德不固,茫茫陆海,岁岁鼋鼉(yuántuó,鼋,鳖的一种;鼉,扬子鳄的简称。即岁岁受水灾,百姓为鳄鳖之食)”,都是“云集渚宫,刍茭糗糒”(qiǔbèi,干粮),“城之狐、社之鼠、士之阴,鱼乔与为釜”,“胥吏索之”。“潜士苦水、苦贫、苦庸调”,皆因当政者平庸不理政。过去,民众举凡弃田不种,或不交赋税,都因“苛政刻核”,对将逃荒者的赋税也要“荒逃摊而随之”摊派到其他人头上,就是“无田则有赋役”。
  《县志》记载,莫与先回到家乡后,过着半耕半读、半居半隐的生活。他在县河边的许家口(今莫家垴)下游酷似月牙湾的岸边,紧靠其父莫若智的墓侧,建了几间茅草房,躬耕养母,自己取名“月泮”。邻里“聚族比庐,上下三四里,诵读之声相闻”,常与“诸子弟啸咏其中”。在月泮他写了一首很长的叙事诗——《南坡诗》(南坡是其所居南面的一垅田),记叙自己的农耕生活。其中有一段写到丰收的秋后境况:
  曷(hé,怎么)忍值胥弱,翩翩独抱为;先秋粜(tiào,卖出)新谷,阛阓(huánhuì,街市)塞筐籔;公私已多逋,争出听所估;忆当春耕乏,斛米千钱取;辛苦安足论,祁寒有悬釜;列市操奇赢,廉贾亦十五;嗟我愚农夫,丰凶竟岁苦。
  这里说的是:“秋后谷物要上市了,胥吏纷纷下乡强征赋税,个个凶神恶煞,我一年老体弱的老农,只能独自抱头蹲在一边;我刚刚在集市卖出了几筐新谷,谁知上年所欠税赋和私人的谷物,他们都争着要我偿还,我只能听由他们裁定了;想想春上辛辛苦苦耕作,弄得人乏牛困,几斗米真是值千金;辛苦倒是无谓,大寒如头顶悬着的开水锅就要来了,我还不知怎么办;操纵市场赢利的是官府、商人,就是讲良心的商贾也要赢利十分之五;哎哟,官商都可愚弄、鱼肉我们这些农夫,丰收之年的日子也很苦啊”。
  前述康熙十九年(1680)潜江遭百年一遇洪灾,汉江、东荆河及新洲堤等内河多处溃口,莫与先写了那首《水上谣》,对当时老百姓遭洪水淹没后的惨状及官府的-、乱作为刻画得入木三分。现摘录其中一段,可见一斑。
  之一:
  只防民口莫川防,顾役钱乾费井疆;昨夜阳侯恶作剧,攀墙缚栰(fá,同筏意)太当郎;漂荡填淤利害悬,谁与私庇若为怜;白头逸老瘖(yīn,吟而不言)吞檗(bò,一种乔木),浦上愁吟清且涟。
  之二:
  流冗转多徭转亟,儿怜随母雉怜科;卖犊操船试逐波,给家鲜食饱无多;泥湖遂作归墟地,荞麦之茂将如何。
  自传于诗
  莫与先在县河许家口之滨的“月泮”那片世外桃源之地,自耕自足,垂纶自娱之中,晚年自称“顾洄老人”。他宛若一农夫,也似一渔民,但时刻没放松读书写作。据《潜江文徵》记载,他先后著有《南坡诗抄》《读史乐府》《郇笈》《今是堂集》等著作,并均有刻本,只可惜刻本没能流传至今,我现在从古书堆中能找到的零散诗文也就二十多篇(首)。另我从《旧闻》中还发现了他为钟祥张星伯所写的一篇铭文,载于《钟祥县志》(旧志)。其中写道“崇祯壬午(1642年,李自成军队占领钟祥),贼陷城,执之,诱以官,不屈……”《县志》中收录莫与先的诗文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十二篇之多,总字数超过一万字。对一部三十来万字的《县志》而言,能有署名的万字之言入书,可想而知他当时在潜江文坛中的地位和分量。
  莫与先虽然与康熙年间两任《县志》编著者朱士尊父子是莫逆之交,但《县志》“人物志”中却没有“莫与先传”。我想主要原因可能是古时候的志书遵循的“生不立传”的规则。后来,我又查清光绪《潜江县志》(人物志),其中对他的传记也只有寥寥数语。《湖广通志•选举志•进士》也只有“顺治十五年戊戌孙承恩榜:莫与先,潜江人,知县”简短的记载。最后我还是在康熙三十三年的《潜江县志》卷十九(艺文志•上),从他的一首《吾生篇》诗文中找到了其“自传”。
  这首诗共有九十六行,我摘其中开篇几行,让读者进一步感受一下莫与先的文采:
  吾生一腐儒,抱经兼学穑(sè,农业劳动);囏(jiān,同艰之意)虞(虞仲,古开国国君)迫颓齿,母也耄且耋;追惟牵丝年,婴疹动颠厥;卧视凋攰(guì,疲乏)民,念及肠内热;窃逭(huàn,逃避)尸位罚,潸然籍有黑;曰归稼下地,水潦谨坊畷(zhuì,地广道多)。
  即他自我评价是一迂腐的儒生,抱着经书去学种地;年老的牙齿都快掉了,又艰难地学古时开国之君虞仲去耕地养母,母亲早已成了耄耋之人。追忆我年幼时,出麻疹弄得差点丢了命;现在看到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我心里难受得极不是滋味。当年我逃避当官好像犯了法而受惩罚,想起来潸然泪下自我慰藉到天黑。归里学种地后,田舍经常被大水淹没,水退后弄得街坊田地都难找到了。
  酷爱读书写作、不为封妻荫子、博取功名而奔波的莫与先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享年八十二岁,葬于许家口上湾,即他的祖茔之处。他生育莫鹏飞等五子,可惜其五子都以庠生而终结了向仕途奔竞的遗憾,我分析这与莫与先淡泊名利也有一定关系。好在这位可敬的文学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百年之后他应该没有什么憾事了。
同年(公元1615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697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