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
[清][公元1638年－1704年]
阎若璩为[清][公元1638年－1704年]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后更是钻研经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折辈和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使他获益非浅。
康熙元年（1662年），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以后，他数次返籍乡试，但都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也并未虚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两次到太原松庄拜会了傅山，两人切磋学问，考辨金石遗文之学，情谊笃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归故里，恰逢顾炎武游太原，他们一道考晋祠古迹，辨晋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晋之分封。顾炎武还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顾虚心从之”。
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其时国内名流学者鳞集北京，阎若璩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是年，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参加撰书的学者们大为赞赏。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的诸学者云散，年近60岁的阎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阳县。其后，他常常“访友数百里内，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此时，他已“名动九重”，但使他深以为憾的是“绩学穷年，未获一遇”，名成而功未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礻真）（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以手书相邀。已69岁的阎若璩感到不胜荣幸，不顾年老衰病之躯，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三月，被胤（礻真）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礻真）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礻真）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18世纪初，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渐渐缓和，思想界、学术界也处在从清初务实经世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为重视汉学及考据学。阎若璩可以说是清代汉学研究的先导。他的学术思想有如下特点：一、继承了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指责“道学寡陋”，认为“训诂之学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康成，认为他们“兼群经而纂释之，其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意义深远矣”，明确表示“主汉不主宋”。二、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的博古通今的学风，离开了他们主张的经世致用的目的。阎若璩博极群书，精于考证，淹贯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他的著述颇丰，但大都是对古文的诠释、整理、考证，离现实很远。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力求确实。阎若璩以怀疑的精神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籍、经注、经说问难，认为其中“不无错误处”。他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辨伪存真。以此目的出发，他读书注重解义，凡有“一意未折，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详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系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但自南宋吴（木或）、朱熹开始怀疑此书是后人伪作，元吴澄著《书纂言》、明梅（上族下鸟）著《尚书考异》考辨其伪，但尚无定论。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尚书古文疏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阎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此外，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确证了《古文尚书》是伪作，使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阎若璩不仅精通经史，而且“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诸书，穷力于古，考辨精实，校正了前人对古地名附会的许多错误，同时涉及到四书中的人名、物类、训诂、典制等，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经学和史学上的成就。
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同年(公元163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704年)去世的名人：
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后更是钻研经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折辈和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使他获益非浅。
康熙元年（1662年），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以后，他数次返籍乡试，但都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也并未虚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两次到太原松庄拜会了傅山，两人切磋学问，考辨金石遗文之学，情谊笃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归故里，恰逢顾炎武游太原，他们一道考晋祠古迹，辨晋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晋之分封。顾炎武还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顾虚心从之”。
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其时国内名流学者鳞集北京，阎若璩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是年，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参加撰书的学者们大为赞赏。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的诸学者云散，年近60岁的阎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阳县。其后，他常常“访友数百里内，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此时，他已“名动九重”，但使他深以为憾的是“绩学穷年，未获一遇”，名成而功未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礻真）（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以手书相邀。已69岁的阎若璩感到不胜荣幸，不顾年老衰病之躯，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三月，被胤（礻真）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礻真）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礻真）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18世纪初，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渐渐缓和，思想界、学术界也处在从清初务实经世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为重视汉学及考据学。阎若璩可以说是清代汉学研究的先导。他的学术思想有如下特点：一、继承了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指责“道学寡陋”，认为“训诂之学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康成，认为他们“兼群经而纂释之，其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意义深远矣”，明确表示“主汉不主宋”。二、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的博古通今的学风，离开了他们主张的经世致用的目的。阎若璩博极群书，精于考证，淹贯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他的著述颇丰，但大都是对古文的诠释、整理、考证，离现实很远。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力求确实。阎若璩以怀疑的精神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籍、经注、经说问难，认为其中“不无错误处”。他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辨伪存真。以此目的出发，他读书注重解义，凡有“一意未折，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详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系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但自南宋吴（木或）、朱熹开始怀疑此书是后人伪作，元吴澄著《书纂言》、明梅（上族下鸟）著《尚书考异》考辨其伪，但尚无定论。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尚书古文疏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阎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此外，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确证了《古文尚书》是伪作，使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阎若璩不仅精通经史，而且“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诸书，穷力于古，考辨精实，校正了前人对古地名附会的许多错误，同时涉及到四书中的人名、物类、训诂、典制等，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经学和史学上的成就。
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同年(公元163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704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