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登榜
[革命烈士]
安登榜为[革命烈士]
安登榜，羌族，1895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松潘县镇坪甲竹寺世袭土司家庭。
安登榜自幼敏而好学，且是长子，循例具有袭承父业资格，深受其父安裕桢的宠爱。他从小学习汉文、藏文佛典，10多岁时便能背诵四书五经，且通晓藏文，会讲羌、汉、藏3种语言。
1914年，安登榜辍学，去白草新衙门协助父亲料理公务；继而弃文习武，整日打枪狩猎，练就一手好枪法，被羌民尊为“神枪手大少爷”。长时期的狩猎活动，不仅增强了他的体质，磨炼了意志，而且使他深知民间苦乐，成为与羌民有血肉联系的领袖人物。
1922年，安登榜生母病故。丧事完毕，他返回白草。适值安县土匪猖獗，匪首陈红苕率领数百人攻入北川县城，撵走县知事刘维翰。刘携眷率众十余人，由北川小园翻山逃至百草避难。安裕桢怜其遭遇，将刘收为义子。月余后，安登榜率千余士兵护送刘维翰重返北川，土匪闻风遁去。刘维翰复任北川县知事，安登榜率部分士兵暂留护卫县城。
1934年11月，安裕桢病故。经松潘县政府报请松理茂懋汶屯殖办署允准︰安登榜以长子承袭土司官职。1934年春，屯区推行团甲制，县以下设区。安登榜被松潘县府委为第六(白草)区区长。
当时，白草区疫病流行，叠溪在1933年8月曾发生过地震，羌民处于水火之中。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抚慰拯救，反以“疏导积水”，“整理团务”等名目，强征捐税。松潘县长于戒需趁火打劫，又向各区摊派“调遣”、“筑碉”款。1934年6月，县府为追缴税款，以部署团务为由，通知各区区长到县城参加行政会议。安登榜得知内情后借故拒往。松潘县政府竟以安登榜漠视政府，违反法规为名，给其记大过一次。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署督办邓锡候、参谋长刘翼经也责成松潘县政府严加惩处。于戒需派人催逼安登榜缴纳1933年拖欠的枪弹款400余银元，并强派1934年军款近千枚银元。声称两月内如不缴县府，“定当依法追究，决不宽容。”安登榜知晓羌民艰辛，不便摊派，乃继续敷衍拖延，顶着不办。1934年11月26日，于戒需再次发出手令︰“安登榜握指军、枪两款，抗不遵缴，实属藐顽已极”，“将拖欠两款如数交出”，“违则将该区长拘案押追，以凭惩处不贷”。不久，安登榜被免去区长职务，遗缺由安的继母安玉清充任。
安玉清原名张玉清，汉族，北川片口人。1926年与安裕祯结婚，由于受新思想影响，主张废除世袭制，实行汉区保甲制，曾遭安裕祯反对。当她继任第六区区长后，羌族上层人士对她普遍不满。
安登榜因与继母安玉清政见不同，反对她当区长；加之家庭失和，安登榜遂领李华桂、傅凯、左传富和8岁长子安本钦愤而出走。先至北川刘维翰处，准备躲避一段时间。但不几天即被人告发，于戒需派松潘县府收款员石镁铨、川军连长曹钧衡带兵前往追捕。安登榜闻讯后，立即转移白石场妻姐李廖氏家。五天后，他留下儿子，带领从人投奔茂县苏家土司。途经北川县墩上(今武安乡)时，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先头部队相遇。红军向他们宣传“推翻汉官统治阶级”，“反对汉官压迫”，实行“民族自决”，以及红军支持羌民“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官统治，建立羌人自己的苏维埃”的民族政策。安登榜等深受教育，毅然参加了红军。安登榜成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个率众参加红军的民族上层领袖人物。
红军待安登榜如同亲人，除李华桂等原随从人员继续留在安的身边外，又派四名战士随其左右。部队领导特意送他一匹红色战马。安登榜担任通司(翻译)、向导，负责前卫工作。
于戒需和川军驻松潘县城防司令吴子向获悉红军迫近县境后，妄图凭依茂县境内土门天险，阻拦红军进入岷江流域，派杨泽浮、王光宗率常练队、团练队、羌族士兵队和川军连长曹钧衡部，直奔马鸣之青杠梁，堵截红军入境。
青杠梁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隘口。红军为拿下此关，与敌展开了激战。由于地形不利，加之敌众我寡，伤亡较大，进攻未果。红军被迫后撤至北川小坝走马岭防守。敌追至野猪窝，形成两军对峙。
红军侦悉敌先头部队是王光宗带领的羌族士兵队，王原系安登榜的部属，决定由安登榜去作劝降工作。安登榜写信给王光宗，劝其“认清形势，不要再受骗上当，卖命当走狗”。同时，安登榜以自己的感受，情深意切地劝说︰“红军多得无数，力量强大，政策很好。是为受压迫、受苦难的各族民众谋福利的军队，好得很!”请王等“以地方利益和羌族利益为重，不能再让家乡遭灾受难。赶快率领士兵们向红军投降，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红军决不会追究在被迫情况下阻击红军的行为。”王光宗等见信后，采取退让，约定当夜暗地撤离阵地。红军进入片口、白羊，经华子岭进入岷江河镇坪、太平、较场坝、镇江关一带地区。安登榜主动担任各地的宣传工作，号召外出躲藏的群众返家生产；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运粮，带路送信，协助红军组建儿童团、游击队；成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他不辞辛劳和艰险，两次化装深入邻县禅桠、大灰堆侦察敌情。
1935年5月，安登榜奉命去镇坪水圹寨为红军带路，从格早沟翻山至马场，歼灭了驻扎在那里的胡宗南部队。红军在镇坪东岳庙前举行了盛大的马场战斗庆功大会。安登榜荣立战功，受到了表彰。他在大会上激动地举起缴获的机枪，说︰“胡宗南部队有啥了不起?他驻在马场的队伍，不是被红军一打就跑了吗!”他动员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参加红军。同时，他还动员其继母、妻子、亲属为红军洗补衣服，打草鞋，制作羊皮褂，织毯子、裹脚带等等。
6月的一天，红军某师政治部黄主任在茂县杨柳沟坝召开大会，会上，羌人自己的武装——红军羌民游击大队宣告成立，安登榜为游击大队长，当即有60多名青年男女踊跃参加。大队部和粮库设在镇坪赵家院子。安登榜和队员走村串寨，早出晚归，将筹集的青稞、玉麦、胡豆运往粮库；并把粮食加工成面粉、糌粑分配到各连队。他们还发动群众送牛、羊、猪肉去前线慰问红军。
8月，安登榜奉命随军北上。临行，他给家人留下一床军用毛毯和一个军用水壶作为纪念，并告诫家人︰“搞好团结，随时想着红军，万勿听信谣言。我们是有把握打胜仗的，不久就回来。”
安登榜随红军从松潘红土坡(热务区)经黑水到达若尔盖后，仍负责宣传和筹粮工作。一天，安登榜和他的队员外出筹粮时，在若尔盖索花寨附近，遭敌人的伏击，安登榜和十多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1984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安登榜为革命烈士。
安登榜自幼敏而好学，且是长子，循例具有袭承父业资格，深受其父安裕桢的宠爱。他从小学习汉文、藏文佛典，10多岁时便能背诵四书五经，且通晓藏文，会讲羌、汉、藏3种语言。
1914年，安登榜辍学，去白草新衙门协助父亲料理公务；继而弃文习武，整日打枪狩猎，练就一手好枪法，被羌民尊为“神枪手大少爷”。长时期的狩猎活动，不仅增强了他的体质，磨炼了意志，而且使他深知民间苦乐，成为与羌民有血肉联系的领袖人物。
1922年，安登榜生母病故。丧事完毕，他返回白草。适值安县土匪猖獗，匪首陈红苕率领数百人攻入北川县城，撵走县知事刘维翰。刘携眷率众十余人，由北川小园翻山逃至百草避难。安裕桢怜其遭遇，将刘收为义子。月余后，安登榜率千余士兵护送刘维翰重返北川，土匪闻风遁去。刘维翰复任北川县知事，安登榜率部分士兵暂留护卫县城。
1934年11月，安裕桢病故。经松潘县政府报请松理茂懋汶屯殖办署允准︰安登榜以长子承袭土司官职。1934年春，屯区推行团甲制，县以下设区。安登榜被松潘县府委为第六(白草)区区长。
当时，白草区疫病流行，叠溪在1933年8月曾发生过地震，羌民处于水火之中。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抚慰拯救，反以“疏导积水”，“整理团务”等名目，强征捐税。松潘县长于戒需趁火打劫，又向各区摊派“调遣”、“筑碉”款。1934年6月，县府为追缴税款，以部署团务为由，通知各区区长到县城参加行政会议。安登榜得知内情后借故拒往。松潘县政府竟以安登榜漠视政府，违反法规为名，给其记大过一次。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署督办邓锡候、参谋长刘翼经也责成松潘县政府严加惩处。于戒需派人催逼安登榜缴纳1933年拖欠的枪弹款400余银元，并强派1934年军款近千枚银元。声称两月内如不缴县府，“定当依法追究，决不宽容。”安登榜知晓羌民艰辛，不便摊派，乃继续敷衍拖延，顶着不办。1934年11月26日，于戒需再次发出手令︰“安登榜握指军、枪两款，抗不遵缴，实属藐顽已极”，“将拖欠两款如数交出”，“违则将该区长拘案押追，以凭惩处不贷”。不久，安登榜被免去区长职务，遗缺由安的继母安玉清充任。
安玉清原名张玉清，汉族，北川片口人。1926年与安裕祯结婚，由于受新思想影响，主张废除世袭制，实行汉区保甲制，曾遭安裕祯反对。当她继任第六区区长后，羌族上层人士对她普遍不满。
安登榜因与继母安玉清政见不同，反对她当区长；加之家庭失和，安登榜遂领李华桂、傅凯、左传富和8岁长子安本钦愤而出走。先至北川刘维翰处，准备躲避一段时间。但不几天即被人告发，于戒需派松潘县府收款员石镁铨、川军连长曹钧衡带兵前往追捕。安登榜闻讯后，立即转移白石场妻姐李廖氏家。五天后，他留下儿子，带领从人投奔茂县苏家土司。途经北川县墩上(今武安乡)时，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先头部队相遇。红军向他们宣传“推翻汉官统治阶级”，“反对汉官压迫”，实行“民族自决”，以及红军支持羌民“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官统治，建立羌人自己的苏维埃”的民族政策。安登榜等深受教育，毅然参加了红军。安登榜成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个率众参加红军的民族上层领袖人物。
红军待安登榜如同亲人，除李华桂等原随从人员继续留在安的身边外，又派四名战士随其左右。部队领导特意送他一匹红色战马。安登榜担任通司(翻译)、向导，负责前卫工作。
于戒需和川军驻松潘县城防司令吴子向获悉红军迫近县境后，妄图凭依茂县境内土门天险，阻拦红军进入岷江流域，派杨泽浮、王光宗率常练队、团练队、羌族士兵队和川军连长曹钧衡部，直奔马鸣之青杠梁，堵截红军入境。
青杠梁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隘口。红军为拿下此关，与敌展开了激战。由于地形不利，加之敌众我寡，伤亡较大，进攻未果。红军被迫后撤至北川小坝走马岭防守。敌追至野猪窝，形成两军对峙。
红军侦悉敌先头部队是王光宗带领的羌族士兵队，王原系安登榜的部属，决定由安登榜去作劝降工作。安登榜写信给王光宗，劝其“认清形势，不要再受骗上当，卖命当走狗”。同时，安登榜以自己的感受，情深意切地劝说︰“红军多得无数，力量强大，政策很好。是为受压迫、受苦难的各族民众谋福利的军队，好得很!”请王等“以地方利益和羌族利益为重，不能再让家乡遭灾受难。赶快率领士兵们向红军投降，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红军决不会追究在被迫情况下阻击红军的行为。”王光宗等见信后，采取退让，约定当夜暗地撤离阵地。红军进入片口、白羊，经华子岭进入岷江河镇坪、太平、较场坝、镇江关一带地区。安登榜主动担任各地的宣传工作，号召外出躲藏的群众返家生产；发动群众为红军筹粮、运粮，带路送信，协助红军组建儿童团、游击队；成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他不辞辛劳和艰险，两次化装深入邻县禅桠、大灰堆侦察敌情。
1935年5月，安登榜奉命去镇坪水圹寨为红军带路，从格早沟翻山至马场，歼灭了驻扎在那里的胡宗南部队。红军在镇坪东岳庙前举行了盛大的马场战斗庆功大会。安登榜荣立战功，受到了表彰。他在大会上激动地举起缴获的机枪，说︰“胡宗南部队有啥了不起?他驻在马场的队伍，不是被红军一打就跑了吗!”他动员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参加红军。同时，他还动员其继母、妻子、亲属为红军洗补衣服，打草鞋，制作羊皮褂，织毯子、裹脚带等等。
6月的一天，红军某师政治部黄主任在茂县杨柳沟坝召开大会，会上，羌人自己的武装——红军羌民游击大队宣告成立，安登榜为游击大队长，当即有60多名青年男女踊跃参加。大队部和粮库设在镇坪赵家院子。安登榜和队员走村串寨，早出晚归，将筹集的青稞、玉麦、胡豆运往粮库；并把粮食加工成面粉、糌粑分配到各连队。他们还发动群众送牛、羊、猪肉去前线慰问红军。
8月，安登榜奉命随军北上。临行，他给家人留下一床军用毛毯和一个军用水壶作为纪念，并告诫家人︰“搞好团结，随时想着红军，万勿听信谣言。我们是有把握打胜仗的，不久就回来。”
安登榜随红军从松潘红土坡(热务区)经黑水到达若尔盖后，仍负责宣传和筹粮工作。一天，安登榜和他的队员外出筹粮时，在若尔盖索花寨附近，遭敌人的伏击，安登榜和十多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1984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安登榜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