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

罗竹风为[公元1911年－1996年]

　　　罗竹风（1911～1996）1911年11月出生，山东省平度市蟠桃镇七里河子村人。0党员，语言学家、宗教学家。早年在北京求学,1937年从青州中学罢教回乡，同乔天华组织起平度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0。任胶东文化联合社编委、胶东文化协会常务委员，1940年任平度县长，1943年任胶东文化协会研究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山东大学军代表等职。解放后,曾先后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辞海》常务副主编等职，主编《汉语大词典》 。 他曾担任华东局宗教处处长，全国宗教学科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是宗教理论学科带头人之一。主持编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宗教通史简编》、《宗教学概论》等。1996年11月4日在上海逝世。逝世前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上海宗教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
　　 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罗竹风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属于‘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 “三百六十行，缺一不可。《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配搭起来，行当齐全，才显得热闹。若都是一群呜呀呀的黑旋风李逵，岂不扫兴?”我借题发挥，着实谈了一通社会分工必须有“编辑”的大道理。然后又联系实际，说什么“当教师的，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难道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在许多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既开阔眼界，又增长见识，更能发掘宝藏，有利于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那自然是编辑同志的一大乐事了。” “嗡，嗡……”他先是漫应着，后来却突然兴奋起来，说了这样一大段话： “李逵也好，鲁智深、武松也好，当然各不相同。但谁又愿意作个水亭放箭的联络员朱贵呢？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作嫁衣裳，而自己却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负责同志专门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所谓‘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在后台的人也有各式各样，我不相信组织上给我一定的条件，像一般作家那样，我会写不出东西来！如果真是不堪造就，那只好从心里认输。然而这几年，我却在‘可出可不出的书，不要出’呀，‘有益无害的书，不妨出一点’啦等等空洞原则底下，搞得头昏脑涨。当然，也并不是说我白吃饭，成绩总还是有一点的。这不过是一些牢骚话，偶尔说说也就算了。” 我深切感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苦楚。雨夜一席话，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始终认为：编辑这一家是无论如何也缺少不得的，杂家必杂，杂中求专，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编辑专家，对社会的贡献恐怕也不一定比其他行当的专家们更少一些吧？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还有一肚子苦水呢？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可以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被重视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例如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了么？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相关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