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峨
[明][公元1498年－1559年，蜀中四大才女]
黄峨为[明][公元1498年－1559年，蜀中四大才女]
明弘治十一年（1498），黄峨诞生在遂宁县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黄珂，字鸣玉，成化二十年（1484）举进士，初授农阳（今湖南汉寿县）知县，由于他吏治精勤，升迁为御史，在京供职，母亲聂氏，为黄梅（今属湖北省）县尉聂新的女儿，知书识礼，严于家教，她既是黄峨的慈母，又是黄峨的启蒙老师。黄峨自幼聪明伶俐，在母亲的教导下，谨守闺训，好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而对于做诗文、填词曲更有着高深的造诣。她在《闺中即事》一诗中写道：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0早，倒拖花瓣上东墙。
由此可见，黄峨这位天真烂漫的少女，不堪闺中寂寞，向往春日美景；观察生活细致，写作技巧高明。因此，长辈们十分器重她，常指导她比喻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
正德四年（1509），黄珂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因延绥为明代九个边镇之一，战事频繁，故家眷仍留在京城。正德六年（1511）春，鞑靼首领亦不刺侵入河套地区，黄珂带兵一举击溃入侵者后，派人回京报捷。这时，恰逢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杨升庵考中状元，明武宗钦赐朝服冠带，授官翰林院修撰。黄珂与杨廷和在朝共事多年，早结为道义之交，两家关系甚为密切，升庵谢过皇恩，拜了主考后，本应拜见黄珂这样的长辈。因黄珂不在家，故仅派人给黄府送去一张拜贴。这时的黄峨，已有十二岁，她听说杨世史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心里非常倾慕，从而激励着她更加勤奋地读书。
这年秋天，黄珂奉调回京，任户都右侍郎，接着升迁为刑部左侍郎。正德九年（1514）再升迁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又拜为南京工部尚书。黄珂的连连升迁，却解脱不了一桩心事：女儿黄峨已到及笄之年，品貌端庄，才艺超群，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风流少年络绎不绝，但黄峨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一定要选择象杨升庵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尚书疼爱女儿，常为黄峨的终身大事没有订下而忧虑。后来，黄珂有感于朝廷腐败和年事高迈，便辞官不做，携带家眷回到老家遂宁。冬去春来，在遂宁的闺阁之中，黄峨忆及京城旧事，遂调动琴弦，弹唱了新作的《玉堂客》散曲，抒发了她对昔日亲朋好友的眷迹之情：
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梦断魂劳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
后来，杨升庵读到这道散曲，对黄峨的才情赞叹不已。
正德十二年（1517）明武宗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杨升庵忧国忧民，上疏劝谏，未被采纳，遂以养病为名，回到新都，读书自娱。不久，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次年，升庵得知聪明有才、美丽多情的黄峨年过二十尚未许人，便征得父亲的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交谊深厚，门当户对，一说即成。于是，升庵备办丰厚的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峨。当彩轿到了新都，倾城震动，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
黄峨和升庵住在状元府西端的榴阁，这里濒临桂湖，环境清幽，经庭院中栽种石榴树而得名。他们乐度新婚之际，正值红榴怒放之期。喜看枝头，绯花掩映，朵朵如霞，这怎不激起黄峨的诗情！她展笺命笔，写出了情意缠绵的《庭榴》诗：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
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在古代，石榴籽粒众多，象征婚后子女繁衍。黄峨托物抒怀，自比榴树，以含蓄的语言，巧妙的譬喻，向升庵倾注了火热的纯真的爱情。
黄峨是一位教养深厚、卓识远大的妇女。她珍惜光阴，注重学问，常和升庵一起吟诗论文，弹琴作画，切磋砥砺，孜孜不倦。她关心国事，考究民瘼，竭力鼓励升庵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年秋天，当他们观赏了桂湖馨芬娇艳的桂花之后，黄峨便陪同升庵，告别故乡到京复职。
黄峨在京城的官邸里，成为升庵的有力内助，夫妻生活倒也惬意。第二年暮春，淫乐无度的明武宗死去，
因为他没有儿子，便由在安陆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的堂弟朱厚聪继皇帝位，即后来的明世宗。明世宗登位不久，就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这个与明朝皇家礼法相违背的决定，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派的竭力反对，争议相持不下。明世宗为了提高皇权，扶持自己的势力，便将这次“议大礼事件作为打击内阁派的机会。嘉靖三年（1524）二月，内阁首辅杨廷和-辞职还乡；七月，明世宗更肆无忌禅地-议礼诸臣。他派出锦衣卫，将聚众-、竭力抗争、勇头-的杨升庵等一百九十人囚入监狱。杨升庵两次受到廷杖，死而复生，最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秋风萧瑟，寒气逼人。杨升庵身披红色的囚衣，项系沉重的枷锁，带头被廷杖后的创伤由解差押送出京城。他从潞河登舟南下，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肝肠寸断，悲愤满腔。她急忙收拾行装，带领仆人，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升庵乘船沿着北运河向南行驶，在黄峨的精心护理下，升庵的杖伤逐渐好转。可是，升庵被害充军，朝廷中的奸佞们还不善罢甘休。“荒村聚豺虎，夹岸鸣蛟鼍“。他们又派遣刺客，伺机暗害升庵。黄峨早有提防，加意保护，刺客们从京城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
“畏途险已出，胜地心犹惊“。船行一月，升庵、黄峨来到灯红酒绿的秦淮河和美丽繁华的杨州府。他们心有余悸，无意赏玩，径直驶南京而去。南京这座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的都城，杨升庵有许多友人宦游于此。他们得知升庵惨遭-，倍加同情，特备下美酒佳肴，聚会雨花台上，举觞畅饮，一抒情怀。然后，黄峨偕升庵溯长江西上，顶风破浪，路过李太白捉月的采石矶、白居易落泪的浔阳江、苏轼谪居的黄州、屈子行吟的洞庭等处。当黄峨提起这些忧国忧民、才华满腹、壮志未酬的古代文化名人时，更激励着升庵的逆境中奋进的决心。
隆冬时节，船已行至江陵（今属湖北省），升庵将从这里起岸，经湖南、贵州到云南。此后山川险恶，道路崎岖，升庵不忍累及爱妻，坚持要黄峨顺长江回蜀。“江陵初解帆，仓皇理征衫，家人从此别，客泪不可缄”。升庵与黄峨即将离别，他们冒着朔风飞雪，立于江陵古渡，难分难舍，悲泪纵横。升庵触景生情，作了《临江仙.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岛，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读罢此词，悲痛欲绝，纵有万语千言，也不知从何说，从何写了，她在回蜀途中，心潮起伏，难以安定。忽然，她情思奔放，一口气写下了《罗江怨·阁情》四首，其一云：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鸢被冷雕鞍热。
黄峨这首用血和泪写成的散曲，追忆了她与升庵在江陵惜别的景况和心情，读起来感人至深。
黄峨回到新都，静居榴阁。她强压悲愤，茹苦含辛，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为远谪在外的升庵操持家务，排难分忧。中秋节到了，黄峨孑然一身，来到桂湖，见升庵沿湖种植的桂树正绽蕊飘香，她触景生情，想起了往事： 就在升庵到京复职的那年中秋之夜，夫妻二人在桂湖赏月。他们偎依湖边，一对倩影倒映水中，和桂影一起晃动着。她油然地吟诵出友人泸雍所作的《桂湖夜月》：“月白湖光净，波寒桂影繁，人间与天上，两树本同根”。她借此诗表达了与升庵相依相存，天上人间，永不离分的的愿望。就在那时，升庵摘一枝金桂花插上黄峨乌黑的发髻，随即口占道：“银汉无声下玉霜，素娥青女斗新妆；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黄峨高兴地将此诗记下，题为《桂林一枝》……现在，景物依旧，升庵去远，黄峨怎不思念啊！
秋更深了。桂湖风雨连绵、桂花摇落，黄峨登上城垣，遥望南天，顿添惆怅。她回到榴阁，以深沉的思念之情，写下了长为艺林传诵的《黄莺儿》散曲：
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后来，升庵读到这首情深意远、字字佳绝的散曲，倍加赞赏，他不甘落后于夫人，乃用心计，另外和作了三首《黄莺儿》。结果，每首的意境和字句都赶不上黄峨所作的，真真愧煞了这位状元郎。
嘉靖五年（1526），-辞职还乡的杨廷和担忧国事，思念儿子，忧思成疾，病势沉重。升庵闻讯，回蜀探望，当父亲痊愈后，黄峨便随同升庵，跋涉千山万水，去到云南连陲，成为升庵讲学、著书的好帮手。他们生活虽然淡泊，但夫妻同甘共苦，互相体贴，并常以词曲唱和，交流心声。
黄峨唱道：
休教莺语学蛮声，万里长途辛苦行。迢迢远别情，盈盈太瘦生。
升庵和道：
休教眉黛扫蛮烟，同上高楼望远天。天涯新同悬，故乡何处边。
过了三年，杨廷和病故，黄峨回蜀挑起了家庭重担。暑往寒来，花前月下，她怎不思念千里外的亲人？飞雁不到，锦书难寄，升庵何年才能被赦归来啊！黄峨声泪俱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寄外》诗：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妄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远在滇海之涯的杨升庵，“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以何赏不思念黄峨这位贤淑而有才情的妻子呢！他接连写了《画眉关忆内》、《青蛉行·寄内》、《离思行》等诗篇，发出了“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阁中锦字书”、“相思离恨知多少，烦恼凄凉有万千”的哀叹。在明世宗的严密控制下，升庵被赦还的机会十分渺茫。黄峨由盼望而失望，最后只有自我安慰了。她在《寄升庵》一诗中写道：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诗中说，黄峨强压自己长期思念亲人的感情，后来连书信也懒寄了，应当是升庵永远回不来了。
杨升庵在云南流放期间，著书讲学，传播文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爱戴，但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根据明朝的律例，罪犯年满七十即可归休，不再服役。可是，当白发苍苍的升庵老人七十岁归蜀不久，又被明世宗的鹰犬派遣四名指挥将他抓回云南。升庵悲愤到极点，不到半年，即含恨死在一座古庙中。 噩耗传来，黄峨悲伤万状，泣不成声。她不惜以花甲之年，赢弱之身，徒步赴云南奔丧。走到泸州，遇上升庵的灵柩，她仿照南北朝才女刘令娴的《祭夫文》自作哀章，词语凄怆哀惋，闻者无不垂泪。灵柩运抵新都，家庭中人和亲戚朋友都主张厚葬升庵。黄峨料到凶残的明世宗连死了的升庵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便力排众议，强忍悲恸，以简单的丧仪装敛了升庵的遗体。不久，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见死去的杨升庵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一副服罪的样子，也就不好再刁难了。众人从心里佩服和赞赏黄峨有先见之明。这时，黄峨忆及夫妻一往情深和升庵生前死后的不幸遭遇，悲泣不止。次年冬天，黄峨将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杨春墓的左边。
嘉靖四十五年（1565）十二月，明世宗晏驾，由裕王朱载垕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他颁发世宗遗诏，宽赦“议大礼”获罪诸臣：活着的召用，死的抚恤，被关押的开释复职。升庵已死七年，被恢复原官，并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谥封为文宪公。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故。她和升庵一样，出活了七十一岁，并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愿。
黄峨能文工诗，更擅词曲，这早见于与之同时而略晚的朱孟震《续玉笥诗谈》：“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但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而其词曲，则比诗作为多。她的许多诗还辗转传抄，分别散收于明、清人集中。至于黄峨作品以集名，则始见于《杨状元妻诗集》一卷。这是隆庆四年（1570）俞宪刻本，辑入《盛明百家诗选后编》，但仅诗三首，曲一支。《杨夫人乐府词余》五卷，署万历戊申（即三十六年，公元1608），杨禹声刻本。《杨夫人词曲》五卷，著录于《明史·艺文志》，未见其书。《杨夫人曲》三卷，民国十八年（1929）任中敏编校，与《升庵陶情乐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商务印书馆排印。《黄夫人乐府》四卷，乃民国二十五年（1936）黄缘芳编校，与《升庵先生乐府》四卷合订为《升庵夫妇乐府》，由中华书局排印。卢前《饮虹簃》也收入黄峨作品，名《杨夫人乐府》。以上专集，内容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辑录诸家评论。此外，《锦字书》一卷，书目仅见于清初王士禄《然脂集例》。 对于黄峨的作品，早有异议：认为有传抄之误；有疑为升庵代作；有书贾牟利而杜撰，以淫亵词标新立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她的词曲，好多都同杨升庵的作品混在一起，很难辨别，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黄峨作品的内容，历来论者都只提到她写个人离情别绪，幽怀怨致。然而仔细吟读，在个人幽怨中，也不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词章。
历来对黄峨的作品，评价都很高。万历版《杨夫人乐府词余》序中，称她“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真”。徐文长称赞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积雨酿春寒”这阕《黄莺儿》，被明代骚隐居士《衡曲尘谈》誉为“字字绝佳”。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寄外》一律和《黄莺儿》一词，“升庵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黄峨的才德都堪称颂，人品高尚。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说她“闺门肃穆，用修亦敬惮”。故升庵为她祝寿，有“女洙泗、闺邹鲁”之辞。洙泗、邹鲁，代指孔孟。升庵是把她作为女中圣贤来尊敬的。
杨升庵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夫人，又何止“郎才女貌”而已？徐文长赞颂他们夫妇“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这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黄峨同杨升庵一样，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该得到应有的地位。
同年(公元149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559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