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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楚

[唐][公元766年-837年,将相诗人]

令狐楚为[唐][公元766年-837年,将相诗人]

  出将入相的中晚唐诗人令狐楚,究竟是何方人士?旧说颇异。《唐才子传》云其:“(令狐)楚牞字壳(悫)士,敦煌人也。”《全唐诗》又云“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也。”然而,令狐楚却自云其为太原人,在《全唐文》543卷所收录的令狐楚所作《盘鉴图铭记》中,文末题署“太原令狐楚”,便是明证。此文所著时间为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时令狐楚在汴州(今河南开封)任宣武军节度使。《唐才子传》出自元人之手,《全唐诗》出自清人之手,所述非辑自本人,故不足为凭。而且,多种姓氏之书都云:汉以来令狐氏世居太原,为望族。就连新、旧《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认为令狐楚是唐太原人。
  令狐楚,字悫士,家世史无载,唐北都太原人。以诗文卓著而名载史册,以出将入相而饮誉中晚唐。史称其“尤善牋奏制令,宪宗时为中书舍人,敬宗时在朝为尚书仆射,外放为诸镇节度,所至皆有善政。”他生于代宗大历元年(766),卒于文宗开成二年(837)。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方25岁的令狐楚,赴京师长安科考,得中进士。时即将上任的桂管(今广西桂林为桂管治)观察使王拱恩,思贤若渴,看中令狐楚文才横溢、年轻倜傥,遂奏请朝廷,索令狐楚为其幕府书记官。中晚唐时期的桂管,为岭南“五管”之一,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多民族杂居、政局不太稳定的地方。朝廷为安抚其地,常置经略使、观察使等多种官员辖治,属广府军节度。德宗见到王拱恩请要令狐楚之奏,及时允中。初入仕途、急于施展才能为国效命的令狐楚,亦“感拱厚意”,即随其前往桂林上任。
  岂知生于太原、长于太原的令狐楚,心有余、力不足,到得桂管任上,难于适应桂林气候水土,仅到职一年便常患时瘟疾病,难于坚持职守。久拖病体的他,独在异乡,眷念亲情,思归心切,遂奉书上司王拱恩“乞归奉养”。王拱恩也见令狐不服水土,病痼郁幽,只好准其所乞,放养原籍。于是,令狐楚离开桂林,“归还太原”,时年26岁。
  归返太原后的令狐楚,在乡时便因才思敏捷、文辞俊丽,有一定影响,今因病而归,立刻引起太原地方官严绶、郑儋等重视。时,蜀人严绶,以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更充河东节度使,太原军政携于一身。他对于令狐楚的德行、才干,早有耳闻,便聘召令狐为太原府幕佐,并安慰病好后再行上任。在严绶麾下,令狐楚如鱼得水、大展才华,很快从书记、掌书记,晋升为节度判官。严绶是一位执政能力很强的封疆大吏,在太原9年,不因天下藩镇大多心怀二志所惑,始终忠于唐室,尽命职守,“为政宽惠,士马蕃息,境内称治,”(见《太原府志》)颇得德宗信任。严绶镇太原的后几年,奏、疏、报、请,多出令狐之手。恰恰皇帝德宗雅好文辞,每见太原奏报,便能辨别清楚哪些为令狐楚所为。一来二往,虽不识令狐之人,却尽悉令狐之文,并多次给予嘉誉,对这个不相识的臣下,颇有好感。逮严绶升迁太傅,郑儋接而任其所司各职。郑氏虽属性急易怒之人,但对令狐楚之信任却与严绶同出一辄,镇中许多要务,多委令狐实施。
  天有不测风云,郑儋在任数载,一日暴卒而亡。后事尚未处理,所谓尸骨未寒,河东军中便发生将士哗变。当是之时,深更夜半、月黑风高,十数名哗变将士,乘铁骑风行而至。他们执刀举火,将令狐团团围紧,以刃相逼,迫至军门,威令其伪撰郑儋“遗表”,以藉生事肇乱。令狐楚面对凶神恶煞之将士,冷看刀光剑影之威慑,神色不变,喘息均匀,“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见《旧唐书·令狐楚传》)令狐所撰“遗表”为何内容,如何能使群情汹涌的哗变将士“无不感泣”?史无详载,不得而知。但其忽临大事有静气、面对危局不慌乱,所草遗表,能情以感人、理以晓人,将-在即的哗乱之军安抚于一旦,由刀剑相加而转为“军情乃安”、俯首贴耳听命于事,其胆魄、其智慧、其文才,足见一斑。这时的令狐楚,在故乡太原已是为吏12载,年纪38岁,将近不惑,应该说仕途虽顺,升迁却不显,所任之职不属于官,仅为僚吏,只是文才之俊晓于世。自平息河东军哗变,一夜之间,名闻朝野,史称“声名益重”。也是在这年,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在位仅一载便被宦官俱文珍等勾结藩镇势力,逼迫退位,称太上皇,皇位由太子李纯所继,史称唐宪宗。唐宪宗初临帝位,急欲使用新人,闻令狐楚一介书生可平息军镇之哗变,遂诏其入朝,先擢殿中侍御史,再迁右拾遗,继为知制诰,直至中书舍人,成为追随皇帝左右之近臣,一干又是10多年。在这10余年中,令狐楚渐通国家政务,晓悉天下大事,深得宪宗垂青。元和十四年(819),年逾5旬的令狐楚出任尚书仆射,典持国柄,名入宰相之列,成为国之要员。此后之令狐,或放外任,或入朝廷,均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以致史载“内为尚书仆射,外为诸镇节度。”(见《旧唐书》本传)大和六年(832),66岁的令狐楚二次任职太原。此时,年高德劭、通晓民间风情、洞悉官场三昧的令狐楚,身兼三职:太原府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不仅节度河东,还节度其它军镇)。此次为官故里,乃受命于危难之际。时河东等地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官不安任,-潜伏。到得任上,令狐楚实施“因人之利而利之”(见《旧唐书》)之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放宽政策,让百姓发挥一己之长,各显其能,自救救灾。这一手果然灵验,太原乡民自谋生路,户无逃亡,口无转徙,度过灾年。口碑皆称令狐“抚慰有方,军民胥悦”。(见《太原府志》)大和七年(833),朝廷见令狐上任一年,河东大治,又诏其回长安为吏部尚书、左仆射。开成元年(836),已是年整7旬的令狐楚,再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革除原藩蔽政,安抚国都南翼,授爵彭阳郡公,第二年遂卒于任上。
  综观令狐楚一生,出道虽早,大器晚成。50岁后出将入相,所任皆有善政。史家评其:“为人外严重而中宽厚,待士有礼,门无杂宾,”(见《旧唐书》)“始自书生,随计成名。”(见《太原府志》)无疑,令狐楚的仕途从政是成功的,而其在文辞诗词方面亦不为人后,饮誉文坛。他是一位多产的文人,虽作品多有散佚,《全唐文》仍收存其文5卷200余篇;《全唐诗》为其作小传,代表作唱和诗《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状晋泉声,摹水草色,形象逼真,诗中有画;述朋友情,怀忆旧事,细腻入微、生动感人。捧来一读,“泉声自昔锵寒玉,草色虽秋耀翠钿。”似闻其声,似见其色。轻吟细咏,“相思临水下双泪,寄入并汾向洛川。”思念之情,心飞故国。闺怨宫词乃令狐之拿手好戏,《宫中乐五首》有“月上宫花静,烟含苑树深”句,一“静”一“深”,道出“宫门深似海,月烟两相依”。《长相思二首》之“朦胧残楚里,犹自在辽西”句,与“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有异曲同功之妙。唐代太原诗人,最长边塞曲,令狐边塞之作,堪称精致。一首《塞下曲》:“雪满衣裳冰满须,晓隋边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写尽征人“英雄气”与“思家切”之矛盾心理,完全是一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写照。尤其是他的£少行四首》中:“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句,活脱脱描绘出他生于军镇太原,一身“并州少年”尚武豪爽、狂放无羁的“侠儿”性格。
  令狐楚与许多著名中晚唐诗人关系密切、惺惺相惜。号称“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在令狐考中进士,与同榜状元、乡亲尹枢携手回太原时,作《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诗相赠。“诗豪”刘禹锡与令狐楚诗文往来40年,辑其遗稿编成《漆奁集》。大诗人元稹,称令狐楚“一代文宗”。唐代诗坛“鬼才”李商隐,追随令狐楚多年,为其慕佐,深得令狐“四六骈”技法真传。曾作《谢书》一诗奉令狐楚,衷道忘年感激之情。所谓“少有一身兼将相,更能四面占文章”之誉,就出自刘禹锡之手;所谓“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之辞,就出自白居易之笔。对于令狐楚仕途上的成功和文学上的成就,白居易有诗叹为“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眺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
  出将入相的诗人“太原令狐楚”,在风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是时代?是命运?是其才智?还是其它?
  
同年(766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837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