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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

[清][公元1642年-1718年,步步惊心,康熙王朝]

李光地为[清][公元1642年-1718年,步步惊心,康熙王朝]

  
李光地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开漳先锋,辅胜将军李伯瑶之后。其祖系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渡东村人。后其祖经风水大师黄妙应指点,将李伯瑶墓迁到渡东,并按黄妙应之说定居在湖头(其中还有段故事)。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来,战争频仍,-尖锐,朝政腐败,水利失修,水患频繁。至康熙亲政,把“平三藩”、整治河务和漕运列为首先办理的大事。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白巾军进犯安溪,回乡守制的李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险要,力保安溪;六月,郑经军围困泉州,李光地大破郑军,赢得地方大员荐举,被从优授为学士,服满赴京遇缺即补。这个时候,若是一般人,肯定会欣喜若狂,但李光地却上疏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所有这些都是别人故意给他让功,他接受官职的话会于心不安,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这些当然是李光地以退为进的伎俩,但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一死,李光地便立即上奏收取台湾,并建议任用熟悉海上情形的内大臣施琅领兵攻打。康熙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收复台湾。李光地因此为清朝立下了一大功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因荐施琅率军统台有功,被擢升为掌院学士。从此李光地步步高升。三年后,因同僚诬告,被革职,降为通政使。其罪名是:湖头李氏家族万人,有霸王之心;早年“出卖”朋友陈梦雷,中年父丧,“夺情”任官;晚年娶妾生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隶巡抚。就任才三个月,康熙帝就面谕李光地亲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于次年四月上呈周详的治漳河方案。康熙帝览后表示赞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后,李光地批示两岸州县官府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使漳、滹两河由馆阁流入大运河,又开通单家桥处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后只用十个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亲临巡视,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总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硕兹治理永定河,事过一年,毫无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钱粮。 李光地遵旨“确查题参”,如实上奏。康熙帝撤王、赫二人之职,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他认为治河不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变水害为水利。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亲临工地调查。由于因时因人制宜,李光地的治河实践大获成功,于是又被擢升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为民请命,请求赦免“偷垦之罪”,允许百姓继续耕种这些田地,以体现“皇上优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硕色协助。二月,李光地奏请全面动工。 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坌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而口出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风格高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
  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其光辉业绩,不胜枚举。“三藩之乱”发生后,国家处于分烈日裂的严重关头,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进献蜡丸密疏,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他以全家生命力荐施琅专征平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李光地为政席仁,他义设常平仓,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废除自秦以来的“十家连坐法”和“凌尺”、“灭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山集》案被株连入狱的文学家方苞。江南知府陈鹏是一位清官,康熙帝南巡时,江南总督阿山乘机向陈鹏要求供奉、馈赠,增收百姓地丁银,以讨好皇上。陈鹏不理,被阿山罢官投狱,以“大不敬”罪拟判死刑。李光地为陈奏辩伸冤,陈鹏获得康熙帝赦免,被召入武英殿编书。康熙帝与李光地“情虽君臣,义同朋友”。李光地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执政时期。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变无过于光地者”。其死后被谥“文贞”,加赠太子太傅。
  光地一生俭朴,素性畏谨,但临大事,则果毅不拔。自少好学,虚心请益。为诸生时,于程、朱理学,即有扎实基础。他肯定孔子对古礼“多闻阙疑”的态度,强调“读书最怕是无疑”。因此,他论学以程、朱为宗,于《大学》不用朱熹的修订本,主张用古本;在编定《中庸》章次时,说“只要明白‘天命之谓性’,《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全部便可豁然。”不采用朱熹的章次,自行编定。清代的《国朝文录》说:“文贞之学,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极推透以畅其旨,不阿附以盖其失。”程、朱理学,主张“以理为本”,而陆九渊、王守仁等则主张“以心为本”,两派争论数百年,各不相服。光地认为两派各有短长,是可以互补的,于是提出“以性为本”的论点,兼采程、朱、陆、王,自成理学思想体系。他鉴于明朝学风不正,空谈心性,无治国经邦的真本领,主张学者要务实。他说:“吾学大纲有三:一曰存实心,二曰明实理,三曰行实事。”他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历数、兵法、水利、律吕、音韵等,都旁涉会通,得其要领。他从政后,手不释卷,公余即从事编著。晚年奉旨修《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其他如《诗》、《书》、《春秋》、《律吕正义》以至韵学等书,都令光地审定。光地著作甚丰,共43种。清道光年间,编《榕村全集》时,5种散佚,现存38种,计17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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