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事迹的最早记述见于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其中写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后来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拦马劝谏：“父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平定天下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 由此，司马迁发出感慨：“或曰，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也，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又指出恶人横行，竟得富贵，竟得寿终，发出“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 伯夷事迹，原不足信。《伯夷列传》的意义在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借为伯夷立传之机，对当时好人遭殃，坏人享福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质问，对历代用以- 慰藉人心的所谓“天道”，也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同时“奔义”、“让国”这是司马迁所赞美的一种美德，这和汉代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勾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代作家对人物的评价都带有浓重的感 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都和当时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想、经历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后来写了一篇《伯夷颂》，对伯夷大加称颂：“武王周公，圣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周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彼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和韩愈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藩镇割据愈烈，韩愈坚决反对拥兵自重而遭到嫉恨；另一方面，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而受到冲击，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但韩愈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