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锷

王锷为[唐][公元740年－815年，功过参差的中唐重臣]

　　王锷，字昆吾，唐太原人。生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卒于元和十年（815）。家世史无载。初入仕途，效命于曹王李皋，并得主子信任。时李皋虽是太宗裔孙，并不为朝廷所重用，官为湖南（治潭州，在今湖南长沙）团练使，王锷则为团练府裨将。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在朝为高官的杨炎被贬，外放道州（治今湖南道县）司马，上任途经潭州时，与王锷结识，极为投机，杨炎非常赏识王锷之才干，并通过王锷交好于曹王李皋。德宗即位后，重新重用杨炎，擢拔为当朝宰相。杨炎则推荐李皋为湖南观察使。长期被冷落的李皋，新受帝宠，跃跃欲试，却被部将王国良叛离一事搞得焦头烂额。王锷见主子为此事所困，遂自告奋勇，愿出使邵州（今湖南邵阳）武罔平息王国良叛变，对其实施招抚。招抚叛将返归，是一件较为凶险之事，弄不好不仅无功而返，也可能身首异处。但王锷对王国良，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感情，终使其收卷叛旗、再归朝廷。王锷因之获功，被破格提升为邵州刺史。
　　若干年后，李皋再升任江南西道节度使，荣膺封疆大吏之列，奉命讨伐背叛朝廷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当时之时，李希烈恃兵强域广，南侵江南西道辖土，饮马长江，气焰甚为嚣张。李皋急调心腹王锷，命其率精兵3000北上镇防浔阳（今江西九江），摆出堂堂之阵，诱敌设防。而自己亲率大军，西袭李希烈软肋蕲州（今湖北蕲春），北渡长江，抄了李希烈老巢。李希烈腹背受敌，铩羽大败。平定淮西之敌后，李皋以王锷之功表奏朝廷，于是王锷由小州邵州刺史升任大州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侯。至是，王锷对李皋更是耿耿忠心，甘为犬马。史称“锷善刺军中情伪”，（见乾隆《太原府志》）极善用间，与敌对垒，常常是知彼知己。而且，每得情况动态，事无巨细，均禀李皋，可谓推心置腹。李皋亦深信王锷，视之为心腹。
　　王锷行事，谨慎小心，周全于微末，而且胆略过人，善解人思。在扫平叛军的安州（今湖北安陆）之战中，李皋一面派伊慎以重兵围城，给敌以震慑；一面派王锷入城劝降，以图不战而克敌之城。王锷领命，义无反顾，乔装打扮，从城角缒入城中。见敌酋后，王锷招抚有术，并调动欲降之众，镇压负隅顽抗的死硬骨干，终使安州之役兵不血刃，大获全胜。
　　安州之战，不战而胜，本是王锷劝降之功。而伊慎却认为敌献城而降，乃因自己指挥大军围城使然，自己功劳与王锷不分仲伯，拼力争功。王锷却称病而不参加评功，以和为贵，不与伊慎争锋。李皋见王锷居功不傲，有功不争，遂更视王锷为国之大才，在任荆南节度使时，曾举荐王锷为副使，但遭朝中一些大员反对，中途夭折。后李皋回朝任职，王锷随其同返京师。返京后，李皋再次向德宗呈诉王锷才干、人品、功绩，请德宗任贤。德宗亲闻李皋之言，遂任王锷为鸿胪寺少卿。鸿胪寺专司外事事务，在此任上，王锷不负皇恩，不负李皋之荐，办事精明强悍，板眼不俗，进退得体。尤其是处理积压40余年的玄宗朝天宝年间数千外宾、边庭校吏陈案，使朝野咸服，交口称赞。先是玄宗天宝年间，盛唐泱泱之风，羡得周边各国、边庭各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特别是西域各国、安西、北庭都护，每年都有长途跋涉、赴京朝供的酋长、使节、校吏，不下数千余众。然而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吐蕃东侵”，把盛唐王朝搅得“朝野昏暗”，由盛转衰，数千名朝圣、进贡的酋长、使臣、校吏，滞留京师，40余年不能归返。虽整日无事，却需鸿胪寺发放给养，“月四万缗，凡四十年”（见《新唐书》、《太原府志》），成为唐廷沉重的财政负担。王锷上任后，不温不火，清理积案，彻底澄清基数：滞留酋长、使臣、校吏4000余众，马匹近2000，遂奏请朝廷停止发放一切费用。将此千人马，悉数交宰相李泌掌管的左、右神策军，由酋长充任牙将。这样一反一正，不仅“岁省五十万缗”，还解决了朝廷兵员不足之困境。
　　德宗见王锷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才，遂大奖其功，擢升王锷为容管 （治所在今广西管县）经略使。当时之容管，地处国家南陲，多民族杂居之地，虽在王翃治理下反叛平息、生民安定，但天高皇帝远，终需有才之臣加固治理。王锷在容管任上，一干就是8年，史称“谿落安之”。
　　八年之后，王锷升任岭南节度使，兼领广州刺史、御史大夫。时岭南节度驻节广州，乃为唐朝重要贸易港口，每年来自东南亚、波斯、阿拉伯诸国的商船，云集广州口岸。当地人民沿珠江而居，多以从事商业贸易、水货为生，国家征收的田赋地税很少。精明的王锷依实际情况，制定按职业收征税费的办法和标准，既能使国家所征有所增加，交足国库，又可使所余之数据为私有，做到国、民两利。在这个过程中，王锷广征来广州的诸国船舶之税，并从中中饱私囊，敛聚财富。而且，自己也利用节度使大权之便，直接经营，《旧唐书》便载其：“日发十余艇，重以犀牛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王锷深知“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自己敛财聚富，富可敌国，随着时日增加，必会被朝廷知晓，酿成大祸。遂广使钱财，大贿朝中权贵，赂买各处关节。“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见《旧唐书》）使他从一个精于治官的国之能臣，演变为大肆贿赂的-。
　　有谚：“钱能通神”。王锷的贿赂手段、敛财妙法，不仅使其巨富，而且使其高升，整个德宗朝，王锷可谓步步高升。从岭南节度使，擢当朝刑部尚书，又后专升辖地最广、财源最富、朝廷最为倚重的淮南节度使。在淮南任上，聪明的王锷不再敛财聚富，也不拥兵自重，而是积极为政府积累财富，努力为朝廷稳定一方，终而至于赢得“国之良臣”的美誉。宪宗登基的第二年，即元和二年（807），又得高升，膺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等职。元和五年（810）又在原职之上兼太子太傅、河东节度使。河东为唐王朝“龙兴之地”，河东节度驻节之地太原，为国之北都，王锷身兼两节度使又据国家兴亡攸关之陪都，其权势及朝廷对其之信任，足见一斑。
　　当时之河东，自范希朝为节度使，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无功而还后，所辖兵员锐减，战骑不足。堂堂大镇，兵士仅存3万，战骑、骑士约600余，府库空虚，捉襟见肘。王锷到任，不急于充兵实丁，购充马匹，而是建府库，充税收、安民心、富地方。在人心安定、财用丰足后，便裁汰老弱，募招青壮，将兵士补足到5万余众，骑士扩充到5000余骑，使河东重镇再展雄风。未几，回鹘部并摩尼师，入朝觐拜，途经太原。王锷情知回鹘朝会唐廷为名，实在探窥，遂列军示武，以威慑之。只见河东军士，“廷列五十里，旗帜光鲜，戈甲犀利，回鹘恐，不敢仰视，锷偃然受其礼。”（见《太原府志》）消息传至长安，宪宗闻之大喜。
　　元和九年（814），75岁高龄的王锷，由河东任上调回京师，宪宗提升其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宰相。功成名就、家富族强的王锷，虽年事已高、老眼昏花，头脑却异常清醒。他自忖一生，虽多为国家建树功勋，实至名归，却也曾贪财聚敛，吞没行贿，污浊在身，招人谤议，奏告弹劾，势在必然。遂主动献家财2000万缗于朝廷，以示忠诚不二。岂知此举立招当朝宰辅李绛弹劾，奏其“锷虽有劳，然佥望不属，恐天下议以宰相可市而取。”然而，唐宪宗却不以李绛所奏为然，反驳曰：“锷当太原残破后，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图，何以为劝？王播所献数万万，亦可平章政事乎？”（见《旧唐书》）
　　功过参差，功大于过；毁誉参半，誉多于毁。王锷在功与过、毁与誉中，匆匆进入自己沧桑岁月的最后一年，在宪宗皇帝的恩宠下，走完了自己最后的时光，于元和十年（815）寿终正寝，赠太尉，谥曰魏。（注：史载：“谥曰魏”今不取。因史之谥法，似无以国号为谥者，“谥曰魏”，当为史载之误，故不取。）
　　同年(公元740年)出生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