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波
[公元1915年－1946年]
汪东波为[公元1915年－1946年]
汪东波，又名汪立福，笔名汪洋，1915年7月生于湖北省应山县陈巷镇寿山新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汪东波的家乡，是应山县西南的一个偏僻小镇。他的父亲汪本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裁缝，长期靠租种地主的田和做裁缝手艺为生，四季辛劳，所得甚微，生活甚苦。汪东波7岁就开始放牛、拾柴，并随父进行田间劳作；13岁随父学做裁缝手艺；19岁挑起货郎担，巡回在寿山周围乡村。为行商所需，他开始自学文化。
1937年4月，汪东波一家迁居寿山新街，一面耕种，一面经营小杂货铺。这时，他的文化知识日有长进，能记账、计算简单的收支业务，能写普通书信，阅读报纸。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从报纸上得知华北沦陷，忧心如焚。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应山，他耳闻目睹，深为同胞兄弟被-、蹂躏，义愤填膺，并鼓动乡民们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初春，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到达应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走后，留下一些干部在当地工作。汪东波积极联络一部分农民，组成基干队，参加了抗日的行列。在罗耀寰、柴森、李洁汉等的领导下，他们先是为新四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递送情报，继而又协助新四军锄奸除害，筹集军饷。后来，汪东波被委任为寿山乡民众后备队的副中队长。平时，他带领青年民兵刻苦训练，学习杀敌本领；战时，他带领民兵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抗击日伪军。
1940年7月，区委书记罗耀寰派汪东波在寿山新街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建立情报联络站，并委任他担任站长。他和陈兆坤、汪宗有、吴正兴等联络员，负责侦察陈巷、骆店、魏店、马坪等地日伪军的活动情况。为了及时、准确地摸清敌情，有效地打击敌人，他又发展李文成、刘俊臣等人分别在焦家庙、三座桥等地建立情报分站。这样，陈巷据点的敌人一出动，前沿分站的同志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将情报传递给情报站，情报站迅速传递给区公署及其武装组织，做好战斗准备。
7月8月，日军到董家垅、陈家咀等村庄骚扰，汪东波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便挑起了当年的1940年9月，汪东波由李洁汉、柴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骆店日军的暗探张大树，以走亲戚为名到寿山新街，在茶馆里借喝茶之机，刺探新四军情报，汪东波发觉后，欲亲自捉住他，但转念一想，不能因为这一个人而暴露身份。他一面暗地派人稳住他，一面派民兵以盘查通行证为由，将张大树扭送到区公署。经审讯，证实这个家伙的确是个多次来根据地刺探军情的日伪暗探，于是区公署将其就地镇压了，并将张大树的罪状张贴在日伪军占据的陈巷、骆店、魏店附近乡村，极大地威慑了敌人。此后，日伪军的暗探再也不敢轻易来我根据地胡作非为了。
1940年农历正月，区委调汪东波担任寿山乡乡长。这一年，安应县遭受特大旱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汪东波及时召集乡、保干部讨论制定救灾办法，安抚灾民，具体采用了以下措施：一、动员、组织各行手艺人去非灾区做手艺活；二、组织青壮年到应城盐矿做短工；三、开展互助互借运动，号召有粮富户放债，干部加保，第二年加“二成”利归还；四、兴修水利，挖塘补堰，富户出粮，穷户出力，以工代赈。
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汪东波在寿山乡采取的“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救济灾荒”的政策，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顺乎民情，既解决了当前的饥荒之急，又为将来抗旱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受农民拥护，大多数开明地主士绅也表示赞成。汪东波的做法得到了安应县委、县政府的表扬，并及时在全县加以推广。从1942年春起，到1943年春末止，安应全县掀起了“千塘百坝”运动，多次受到李先念、陈少敏、许子威等党政军领导人的表扬。“千塘百坝”运动的情况传到了延安，党中央在广播中特向安应人民祝贺。《解放日报》也把安应人民在敌后兴修水利、坚持大生产的经验，向全国各解放区作了介绍。
1942年春，汪东波升为寿山区副区长兼区农救会主席。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敌、伪、顽趁饥荒之年，大肆向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和“蚕食”。党根据这种形势，采取了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瓦解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汪东波通过何成章妻子、岳母做工作，委书记胡海泉、区长周汉池提出，主动向区把在马坪当伪军分队长的何成章争取过来。
何成章在做了一番思想准备之后，终于在1942年5月13日率领全队36人，步枪30支、手枪一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一万余发、手榴弹100余枚及其他军用物品，脱离了日伪军，弃暗投明，安全抵达寿山西麓的万字寺。
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和寿山区公署为何成章的反正举行了欢迎仪式，将何成章的士兵编入第三十八团，团政治处发给何成章一笔奖金，并委任何成章为三十八团某连副连长。这件事给一些伪职人员及其家属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为此后的策反工作树立了榜样。
1942年6月，安应县第五区南北分治，北部五个乡设立特二区，南部四个乡改称为寿山区(有一段时间称万寿中心乡)，汪东波被任命为寿山区委书记，周汉池为区长。周汉池是小地主出身，私塾先生，在寿山一带名望较高。他开明正直，具有民族正义感。应山沦陷后，党把他作为重点-对象。他积极为新四军筹集军饷，后来当选为寿山乡第一任乡长。这时，他担任了区长，与汪东波团结战斗，同舟共济。国民党应山县长张勤如曾多次用优厚的待遇要他去任职，都被他严词拒绝了。敌人又使用反间计、陷害他，也被汪东波识破，未能得逞。
汪东波在周汉池的耐心帮助下，文化水平进步很快。这时，他不但可以自己起草文化、写工作报告，而且还会写通讯文章。他曾用笔名汪洋撰写揭露日军暴行、号召全民抗战的文章，多次发表在《七七报》、《农救报》上。他还经常挤出时间帮助区抗日儿童团长汪英等人学习文化，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启发、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思想认识。
汪东波关心爱护自己的同志和干部，对破坏抗日的汉奸却毫不留情。如潘瑞伍提出打进陈巷伪区公所，挂个日伪寿山乡联保主任的职衔，为新四军采购药品、文具、食盐等物资。汪东波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他：“要白皮红心，思想坚定，不要做坏事，只应付敌人。”潘瑞伍表面服从，暗地里却两面三刀，并公开地引导陈巷伪军强迫群众从观音坡到刘家棚一线拆房毁田修建20多华里的公路，替日军在根据地腹心地区建立据点，死心塌地当了汉奸。
汪东波决定镇压汉奸潘瑞伍，在向安应县委汇报得到批准后，于1943年9月的一天傍晚，指挥武工队员生擒了潘瑞伍。当晚，将潘瑞伍押送到安应县-，根据他的罪恶，将他处决了。这次锄奸的斗争，震慑了陈巷一带的汉奸和日伪军。
1945年4月，李先念率部经过寿山，作短期整训，接着就西渡府河，收复白兆山根据地。陈巷据点的日伪军100余人窜到寿山骚扰，并留下两个班的日军及三名伪军企图趁麦熟之际，抢我粮食。
汪东波分析敌情时说：“敌人虽只20多人，但武器好，子弹足，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智取。”5月下旬的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汪东波趁敌不备，将20多名武工队员和十余名基干民兵，布防在寿山新街南一里许的脚鱼山松林里。他自己带领的两名武工队员从街南头匍匐前进，迅速干掉了哨兵。此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武工队员和民兵用两门土罐炮，向街上的敌人开火了。惊恐万状的敌人放起大火，既用来照明，又向陈巷据点的日伪军求救。
陈巷的敌人怕中埋伏，不敢出动。寿山新街的敌人只得背靠背向四面毫无目的地放枪。等枪声稍停，汪东波又命令武工队员用土炮轰击，以此引诱敌人射击，消耗敌人的子弹。就这样一直到天亮，鬼子的子弹打完了，狼狈向东逃窜。汪东波命令队员们乘胜追击，敌人鬼哭狼嚎地逃回陈巷据点。
事隔不久，安应县委来信要汪东波移交工作，到鄂中地委去集中，参加豫南干部支队开往新区。汪东波临行前，还亲自去做大地主-明的工作，要他借出粮食40多石，以解决日伪军盘踞的寿山新街的受灾户。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于1945年9月至次年2月，先后抢占了马坪、长岭、平林、大邦、骆店、魏店、陈巷以及寿山东面的王家洼仰山寺等地，企图将我寿山军政机关挤走。这时，寿山工委书记胡海泉领导特二、特四、寿山三个区的干部及武装人员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总觉得缺少领导力量，于是向鄂中地委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调回汪东波。
1946年6月，中原军区突围，安应县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也随军西进。6月中旬，鄂中地委决定胡海泉为留守安应县委书记，调回汪东波任县长兼指挥长，并从原安应县独立营抽出一个排和一部分手枪队员共14余人，组成游击支队，交胡、汪二人指挥。从此，胡海泉和汪东波就率领游击支队活动在大悟山到白兆山东西长200余里，从安陆城到应山在南北宽90余里的地区。
这一带有一座吉阳山，为了保住吉阳山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发现中原军区主力有突围的迹象，汪东波率队趁黑夜换防，换下原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四团第三营。白天，他指挥战士们在山上吹号出操、唱歌、练习刺杀等，迷惑国民党军队。山下的国民党军队还以为中原军区主力仍在山上，不敢进攻。
在主力和安应县党政机关转移两天后，国民党军队才发觉。于是，就集结了应山、安陆，孝感三县的国民党军，抢占了赵家棚地区，向吉阳山进攻。此时，敌众我寡，汪东波机智地指挥游击队转移到观音山与蔽山之间的虎背冲，活动在一万余众的国民党军队空隙间，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时，大批国民党军队又开到寿山，形成尾追我突围部队的态势。汪东波为了减轻突围部队的后卫压力，率部开往寿山，牵制敌人。他们发动群众拆毁王家洼敌人的碉堡，赶跑了仰山寺应山顽军中队，打击了向群众-倒算的地主吴传荫等，使寿山一带人民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没有走，当时，老百姓都传颂：“汪东波是老百姓的保镖人!”
国民党军队与寿山周围的十几个乡公所纠结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支队伍。叛徒刘载之、刘东舟引着敌人趁夜偷袭，汪东波、胡海泉二人率领游击队几经奋战，才突出重围。
由于叛徒通风报信，他们经常遭到敌人的包围和堵截，伤亡较大。因此，汪东波与胡海泉商议，决定把游击队带到府河以西的随南去，扩充兵员，开辟光山区的游击战争。队伍向西转移时，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又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料，胡海泉的左腿被毒蛇咬伤。汪东波带领队伍继续前进，于7月7日晚到达府河的青龙潭东岸。
当游击队赶到陨水边时，已是洪水奔泻，一片汪洋，又没有船只渡水。在这前有洪水挡道，后有追兵的紧急情况下，汪东波决定泅水过河。于是，他先下河试水。当他游到河心时，由于体力疲惫，再加上河水过急，不幸被漩涡卷走，光荣牺牲，时年仅31岁。
(汪 英陈嗣烈)
同年(公元1915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6年)去世的名人：
汪东波的家乡，是应山县西南的一个偏僻小镇。他的父亲汪本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裁缝，长期靠租种地主的田和做裁缝手艺为生，四季辛劳，所得甚微，生活甚苦。汪东波7岁就开始放牛、拾柴，并随父进行田间劳作；13岁随父学做裁缝手艺；19岁挑起货郎担，巡回在寿山周围乡村。为行商所需，他开始自学文化。
1937年4月，汪东波一家迁居寿山新街，一面耕种，一面经营小杂货铺。这时，他的文化知识日有长进，能记账、计算简单的收支业务，能写普通书信，阅读报纸。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从报纸上得知华北沦陷，忧心如焚。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应山，他耳闻目睹，深为同胞兄弟被-、蹂躏，义愤填膺，并鼓动乡民们起来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初春，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到达应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走后，留下一些干部在当地工作。汪东波积极联络一部分农民，组成基干队，参加了抗日的行列。在罗耀寰、柴森、李洁汉等的领导下，他们先是为新四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递送情报，继而又协助新四军锄奸除害，筹集军饷。后来，汪东波被委任为寿山乡民众后备队的副中队长。平时，他带领青年民兵刻苦训练，学习杀敌本领；战时，他带领民兵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抗击日伪军。
1940年7月，区委书记罗耀寰派汪东波在寿山新街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建立情报联络站，并委任他担任站长。他和陈兆坤、汪宗有、吴正兴等联络员，负责侦察陈巷、骆店、魏店、马坪等地日伪军的活动情况。为了及时、准确地摸清敌情，有效地打击敌人，他又发展李文成、刘俊臣等人分别在焦家庙、三座桥等地建立情报分站。这样，陈巷据点的敌人一出动，前沿分站的同志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将情报传递给情报站，情报站迅速传递给区公署及其武装组织，做好战斗准备。
7月8月，日军到董家垅、陈家咀等村庄骚扰，汪东波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便挑起了当年的1940年9月，汪东波由李洁汉、柴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骆店日军的暗探张大树，以走亲戚为名到寿山新街，在茶馆里借喝茶之机，刺探新四军情报，汪东波发觉后，欲亲自捉住他，但转念一想，不能因为这一个人而暴露身份。他一面暗地派人稳住他，一面派民兵以盘查通行证为由，将张大树扭送到区公署。经审讯，证实这个家伙的确是个多次来根据地刺探军情的日伪暗探，于是区公署将其就地镇压了，并将张大树的罪状张贴在日伪军占据的陈巷、骆店、魏店附近乡村，极大地威慑了敌人。此后，日伪军的暗探再也不敢轻易来我根据地胡作非为了。
1940年农历正月，区委调汪东波担任寿山乡乡长。这一年，安应县遭受特大旱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汪东波及时召集乡、保干部讨论制定救灾办法，安抚灾民，具体采用了以下措施：一、动员、组织各行手艺人去非灾区做手艺活；二、组织青壮年到应城盐矿做短工；三、开展互助互借运动，号召有粮富户放债，干部加保，第二年加“二成”利归还；四、兴修水利，挖塘补堰，富户出粮，穷户出力，以工代赈。
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汪东波在寿山乡采取的“以工代赈，兴修水利，救济灾荒”的政策，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顺乎民情，既解决了当前的饥荒之急，又为将来抗旱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受农民拥护，大多数开明地主士绅也表示赞成。汪东波的做法得到了安应县委、县政府的表扬，并及时在全县加以推广。从1942年春起，到1943年春末止，安应全县掀起了“千塘百坝”运动，多次受到李先念、陈少敏、许子威等党政军领导人的表扬。“千塘百坝”运动的情况传到了延安，党中央在广播中特向安应人民祝贺。《解放日报》也把安应人民在敌后兴修水利、坚持大生产的经验，向全国各解放区作了介绍。
1942年春，汪东波升为寿山区副区长兼区农救会主席。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敌、伪、顽趁饥荒之年，大肆向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和“蚕食”。党根据这种形势，采取了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瓦解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汪东波通过何成章妻子、岳母做工作，委书记胡海泉、区长周汉池提出，主动向区把在马坪当伪军分队长的何成章争取过来。
何成章在做了一番思想准备之后，终于在1942年5月13日率领全队36人，步枪30支、手枪一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一万余发、手榴弹100余枚及其他军用物品，脱离了日伪军，弃暗投明，安全抵达寿山西麓的万字寺。
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和寿山区公署为何成章的反正举行了欢迎仪式，将何成章的士兵编入第三十八团，团政治处发给何成章一笔奖金，并委任何成章为三十八团某连副连长。这件事给一些伪职人员及其家属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为此后的策反工作树立了榜样。
1942年6月，安应县第五区南北分治，北部五个乡设立特二区，南部四个乡改称为寿山区(有一段时间称万寿中心乡)，汪东波被任命为寿山区委书记，周汉池为区长。周汉池是小地主出身，私塾先生，在寿山一带名望较高。他开明正直，具有民族正义感。应山沦陷后，党把他作为重点-对象。他积极为新四军筹集军饷，后来当选为寿山乡第一任乡长。这时，他担任了区长，与汪东波团结战斗，同舟共济。国民党应山县长张勤如曾多次用优厚的待遇要他去任职，都被他严词拒绝了。敌人又使用反间计、陷害他，也被汪东波识破，未能得逞。
汪东波在周汉池的耐心帮助下，文化水平进步很快。这时，他不但可以自己起草文化、写工作报告，而且还会写通讯文章。他曾用笔名汪洋撰写揭露日军暴行、号召全民抗战的文章，多次发表在《七七报》、《农救报》上。他还经常挤出时间帮助区抗日儿童团长汪英等人学习文化，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启发、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思想认识。
汪东波关心爱护自己的同志和干部，对破坏抗日的汉奸却毫不留情。如潘瑞伍提出打进陈巷伪区公所，挂个日伪寿山乡联保主任的职衔，为新四军采购药品、文具、食盐等物资。汪东波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他：“要白皮红心，思想坚定，不要做坏事，只应付敌人。”潘瑞伍表面服从，暗地里却两面三刀，并公开地引导陈巷伪军强迫群众从观音坡到刘家棚一线拆房毁田修建20多华里的公路，替日军在根据地腹心地区建立据点，死心塌地当了汉奸。
汪东波决定镇压汉奸潘瑞伍，在向安应县委汇报得到批准后，于1943年9月的一天傍晚，指挥武工队员生擒了潘瑞伍。当晚，将潘瑞伍押送到安应县-，根据他的罪恶，将他处决了。这次锄奸的斗争，震慑了陈巷一带的汉奸和日伪军。
1945年4月，李先念率部经过寿山，作短期整训，接着就西渡府河，收复白兆山根据地。陈巷据点的日伪军100余人窜到寿山骚扰，并留下两个班的日军及三名伪军企图趁麦熟之际，抢我粮食。
汪东波分析敌情时说：“敌人虽只20多人，但武器好，子弹足，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智取。”5月下旬的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汪东波趁敌不备，将20多名武工队员和十余名基干民兵，布防在寿山新街南一里许的脚鱼山松林里。他自己带领的两名武工队员从街南头匍匐前进，迅速干掉了哨兵。此时，早已做好准备的武工队员和民兵用两门土罐炮，向街上的敌人开火了。惊恐万状的敌人放起大火，既用来照明，又向陈巷据点的日伪军求救。
陈巷的敌人怕中埋伏，不敢出动。寿山新街的敌人只得背靠背向四面毫无目的地放枪。等枪声稍停，汪东波又命令武工队员用土炮轰击，以此引诱敌人射击，消耗敌人的子弹。就这样一直到天亮，鬼子的子弹打完了，狼狈向东逃窜。汪东波命令队员们乘胜追击，敌人鬼哭狼嚎地逃回陈巷据点。
事隔不久，安应县委来信要汪东波移交工作，到鄂中地委去集中，参加豫南干部支队开往新区。汪东波临行前，还亲自去做大地主-明的工作，要他借出粮食40多石，以解决日伪军盘踞的寿山新街的受灾户。
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于1945年9月至次年2月，先后抢占了马坪、长岭、平林、大邦、骆店、魏店、陈巷以及寿山东面的王家洼仰山寺等地，企图将我寿山军政机关挤走。这时，寿山工委书记胡海泉领导特二、特四、寿山三个区的干部及武装人员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总觉得缺少领导力量，于是向鄂中地委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调回汪东波。
1946年6月，中原军区突围，安应县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也随军西进。6月中旬，鄂中地委决定胡海泉为留守安应县委书记，调回汪东波任县长兼指挥长，并从原安应县独立营抽出一个排和一部分手枪队员共14余人，组成游击支队，交胡、汪二人指挥。从此，胡海泉和汪东波就率领游击支队活动在大悟山到白兆山东西长200余里，从安陆城到应山在南北宽90余里的地区。
这一带有一座吉阳山，为了保住吉阳山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发现中原军区主力有突围的迹象，汪东波率队趁黑夜换防，换下原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四团第三营。白天，他指挥战士们在山上吹号出操、唱歌、练习刺杀等，迷惑国民党军队。山下的国民党军队还以为中原军区主力仍在山上，不敢进攻。
在主力和安应县党政机关转移两天后，国民党军队才发觉。于是，就集结了应山、安陆，孝感三县的国民党军，抢占了赵家棚地区，向吉阳山进攻。此时，敌众我寡，汪东波机智地指挥游击队转移到观音山与蔽山之间的虎背冲，活动在一万余众的国民党军队空隙间，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这时，大批国民党军队又开到寿山，形成尾追我突围部队的态势。汪东波为了减轻突围部队的后卫压力，率部开往寿山，牵制敌人。他们发动群众拆毁王家洼敌人的碉堡，赶跑了仰山寺应山顽军中队，打击了向群众-倒算的地主吴传荫等，使寿山一带人民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没有走，当时，老百姓都传颂：“汪东波是老百姓的保镖人!”
国民党军队与寿山周围的十几个乡公所纠结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支队伍。叛徒刘载之、刘东舟引着敌人趁夜偷袭，汪东波、胡海泉二人率领游击队几经奋战，才突出重围。
由于叛徒通风报信，他们经常遭到敌人的包围和堵截，伤亡较大。因此，汪东波与胡海泉商议，决定把游击队带到府河以西的随南去，扩充兵员，开辟光山区的游击战争。队伍向西转移时，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又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料，胡海泉的左腿被毒蛇咬伤。汪东波带领队伍继续前进，于7月7日晚到达府河的青龙潭东岸。
当游击队赶到陨水边时，已是洪水奔泻，一片汪洋，又没有船只渡水。在这前有洪水挡道，后有追兵的紧急情况下，汪东波决定泅水过河。于是，他先下河试水。当他游到河心时，由于体力疲惫，再加上河水过急，不幸被漩涡卷走，光荣牺牲，时年仅31岁。
(汪 英陈嗣烈)
同年(公元1915年)出生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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