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振邦

宁振邦为[公元1905年－1946年]

　　宁振邦，又名钟光，1905年11月27日生于广西陆川县白马村红山屯一户农民家庭。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五。宁振邦从小天资聪慧，7岁开始读私塾，8岁进白马小学，12岁入陆川县一小读书。1919年小学毕业即考入陆川县立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在工人阶级的参加下，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全国。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宁振邦像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投身到-的行列中。他的爱国行为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和查究，因而-转学到北流县初中就读。
　　1922年宁振邦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玉林高中。1923年，广西早期革命者、反清志士朱锡昂(后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广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出任玉林高中校长。朱锡昂极力推行新学，苦心培养一代新人。在朱校长和学校进步教师的谆谆教导、影响下，宁振邦渐渐地成长起来。
　　1925年，宁振邦高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升学，于是便回到家乡，在陆川县立第一小学任教一年，即调到县三英小学当校长。一年半以后，他又受聘到偏远的左县(今崇左县)初级中学任教导主任。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毅然进行武装抵抗。同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市，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方面的法令。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干预，起义失败。
　　同月，广西农-动领导人、中共广西地委委员宁培瑛参加广州起义后撤退回陆川，在县城吕氏家族祠堂向大家讲述广州起义的经过、意义，号召所有进步青年带头进行革命斗争。宁培瑛一席话，强烈震撼着宁振邦那颗年轻的心，他确立了革命的前进方向。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34年秋，宁振邦慕名考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第五班(1936年6月师专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第五班改为社会学系，第六班改为文学系)学习。创建于1932年的广西师专由知名教育家、早期中共党员杨东莼任校长。他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者任教。杨东莼校长利用蒋桂矛盾和桂系假装开明进步的机会，以“自由研究，集体生活”的办学原则作掩护，引导学生自觉地探求真理，独立研究学问。杨东莼、朱克清、薛暮桥等一批因故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以中共六大决议精神为指导，积极隐蔽地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图书馆内，新兴社会科学、文学书籍及各种进步书刊到处可见。宽松、民主的办学环境，使师专内读书热、批判热以及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宁振邦犹如一滴水汇入浩瀚的大海，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他一入校就阅读了《社会发展史纲》、《马克思传》、《资本论大纲》等中外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真理的“养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他加入到进步同学的群体之中，成为-的骨干。
　　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和斗争发展的需要，进步师生迫切希望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党。陶保桓、龙德检找到当时与党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杨潮老师。在杨潮老师的指导下，经陶保桓与宁振邦等各班进步学生骨干多次商议、发动，于1936年春建立了“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宁振邦负责吸收本班的进步同学入盟。10月，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党支部成立，“同盟”同时改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党的 秘密组织，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发挥了中坚骨干作用。
　　同年11月15日，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在桂林召开第二届学生代表大会。宁振邦被选为第二届广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在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几天奋战，取得了大会选举的胜利，在30名正式、候补 干事中，进步学生代表占了大多数。宁振邦当选为省 的执行委员、组织部长。同月，由曾世钦、李殷丹(李炉炭)两人介绍，宁振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国民党桂系借王公度事件逮捕了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陶保桓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及一些进步人士，在桂林，多次派-包围搜查文法学院，强令文法学院社会学系、文学系提前毕业。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李殷丹、宁振邦等同学决定离校到延安去。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陈岸批准了他们去延安的请求。
　　同年，宁振邦和李殷丹等几个青年一起辗转广州、武汉、郑州，于11月底到达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汽车，送他们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途。汽车在干燥而崎岖的陕北山路上颠簸行驶，乘车人全然不觉路途的艰辛困倦，因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巍巍宝塔山，飞到了党中央所在的地方。
　　到延安后，宁振邦和李殷丹被分配在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这个班有40多名学员，有红军干部、地下党干部、 骨干，还有留学回国的党员。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彼此间互相保密，不暴露真实身份和姓名。宁振邦这时改名钟光。党校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党建和游击战争等课程。中央领导也常来党校作重要讲话。1938年5月在党校学习结业后，宁振邦分配到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作为总支书记，他十分关心同志们的政治进步，到鲁艺的第二个月，就着手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并为几位文化人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他关心战友，当知道钟国松在中央党校组干班结业、有愿望到前线工作时，他及时给予鼓励。钟国松即将奔赴前线的那天晚上，适逢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在北门广场给干部群众作报告。听完报告已近深夜12点，宁振邦没有休息，陪钟国松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他的住处促膝倾谈至天亮。钟国松带着战友的关怀，坚定信心，愉快地奔赴前线。
　　1940年初，宁振邦调任中央社会部负责内部情报工作。工作变了，任务重了，要求高了，这给宁振邦带来了新的考验。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他不讲任何条件，服从工作安排，默默地努力为党工作，在情报岗位上，一干就是五个春秋。他常常与一起在社会部工作的广西战友廖联原讨论如何搞好情报工作，讨论广西地方党的经验教训，表现了他对党、对广西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
　　1944年，廖联原调任八路军南下第二梯队广西干部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第二梯队政委雷经天要求廖联原动员一些在延安工作的广西籍干部参加干部大队。条件是：一、来延安前已入党或者是党的 组织的骨干，来延安后表现进步的青壮年；二、 必须是诚心诚意，自愿参加的。只有这样的人，回到广西才能与当地党组织配合、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当时宁振邦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可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他不等廖联原说完，就很爽快地答应参加南下干部大队了。200多人的广西干部大队很快就组建起来，大队长黄一平，政委李志明。宁振邦和廖联原分编在同一个班。全班有十多个人，配有几匹马驮行李。
　　1945年6月14日清晨，南下第二梯队三个战斗团，广西、广东两个干部大队数千人集中在延安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前来为大家壮行。毛泽东勉励大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要做红色的种子，不论撒到哪里，就是撒在石头洼和野草丛中，也要在那里生根开花。大家牢记中央领导的教导，决心在新区大干一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部队一出发，就以班为独立战斗单位，沿着米脂——绥德过黄河往晋东南方向急进。为了照顾宁振邦的身体，廖联原坚持自己背行李，让宁振邦骑马。但又听说有心脏病的人不宜骑马，只好让他骑一阵子马，又步行一段，累了再骑马。
　　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部队到了山西省汾阳县向阳镇，准备冲过日军把守的-线——同蒲铁路。为了掩护干部大队，队伍改变了行军序列，以战斗团在前后，干部大队在中间，趁黑夜奔进。但还未逼近同蒲铁路便传来敌人赶来阻击的消息，队伍只好又折回向阳镇。那天晚上，狂风大作，下起了大雨，大家的衣服和干粮被雨浇得透湿。虽然是6月天，但贴在身上的湿衣和着风吹，冰凉袭人。摸黑煮的小麦饭半生不熟，为了充饥，大家都强咽硬吞下去。子夜时分，借着夜幕的掩护，队伍绕远道避开守敌，终于在平遥镇附近冲过敌人的-线。部队来到这离铁路几十里的一个大村庄时，才稍稍休息。紧接着又连续行军20个小时，行程200多华里。宁振邦拖着病体，以超人的毅力，咬紧牙关，追赶着队伍前进。艰苦的急行军和紧张的环境，使他身体更加衰弱了。队伍继续向晋东南的太岳军区辖地进发。当来到一个叫王陶的小圩镇时，宁振邦发起了高烧，脚肿得像打足气的小皮袋。廖联原尽力照顾他。部队在晋南太岳游击队根据地郭道镇休整了一个星期，这时，宁振邦退烧了，但脚肿仍然不消。看到他这样，大伙都不忍心让他再跟队伍走，劝他留下来在当地一面工作一面调养身体。可是他却说：“我这脚肿，比起红军长征算得什么?”坚持着要跟部队南下。大家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走。队伍来到沁河畔的王壁镇，政委雷经天来巡查部队时，看到宁振邦严重的病情，便令他去野战医院检查治疗。一位中军医，撩起宁振邦的裤管摁了摁，又用听诊器检查了他的心脏后，瞪起眼睛对陪送他去的廖联原吼起来：“你们干什么呀，这样重的病号，你们还让他跟队伍行军打仗!留下来治疗。”宁振邦见医生责备廖联原，流下了眼泪，解释说：“是我自己要求跟队伍走的……长征那样困难最后还不是胜利了……”廖联原见此情景，也不禁泪如泉涌，他劝慰宁振邦：“既然医生不许走，就暂时留下吧。”
　　队伍向前开发了。这一走，竟成为他们最后的诀别。“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1946年6月，宁振邦与世长辞，时年41岁。
　　1950年，宁振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谭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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