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
[公元1910年－1987年]
司徒慧敏为[公元1910年－1987年]
司徒慧敏（1910～1987）
司徒慧敏，广东开平人，出生于广州。父亲是归国华侨。民国12年（1923）就读广州第一中学。十五六岁时参加广州进步学生团体新学生社。民国14年加入共青团。“四·一二”-政变后，离开学校开设书店以掩护革命工作。民国16年由周文雍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司徒几经辗转，于民国17年（1928）春到达日本，进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图案科、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学习。同时，参加由夏衍、沈西苓、许幸之等人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常到筑地小剧场去学习和参加演出活动。
翌年秋，因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盟的活动，被逮捕关押6个多星期，经上野美术学校教授千头庸也交涉，才被释放。民国21年（1932）春末回到上海。回上海之初，他当过工人业余夜校和中、小学教师，在上海美专代课，在广告公司做过设计员。同时，积极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在上海艺术剧社搞布景设计。是年初，成为中共上海电影小组成员，在天一影片公司、上海电通影业公司任电影布景设计师，业余仍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
自美国有声影片问世后，引起司徒慧敏极大的兴趣。他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机械工程的马德建，共同研究有声电影录音技术，在自己家里建立录音技术研究室，研究试制录音机。民国22年（1933）底，试制成功“三友式”录音机开始用于电影录音，开创了中国电影录音技术工作。
司徒慧敏作为录音师，先后为多部影片录音，他还发起成立中国电影技术研究会，推动电影技术的研究。“三友式”录音机诞生后，他与司徒逸民、马德建共同集资创办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还音设备，同时办理各种电机工程的设计。
民国23年（1934）夏，为了开辟新的阵地以壮大左翼电影的力量，司徒慧敏争取马德建、司徒逸民合作，将“电通”由器材公司改为制片公司，由夏衍、田汉等领导电影创作，使“电通”形成一支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创作队伍。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兼任制片人、导演。
民国24年（1935）8月，司徒慧敏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自由神》，这是他担任导演的处女作。影片描写一个出身于没落封建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受到锻炼不断成长，争取妇女独立自主和为民族民主解放而斗争，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富有战斗力。司徒慧敏较好地将原作的思想内容体现在银幕上，具有真实、朴素的特色，生活气息强烈。
由于国民党的破孩加剧，“电通”于1935年底结束。存在仅一年多的“电通”拍摄了4部影片，都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此前后，司徒慧敏经常发表电影评论，通过影评工作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广泛与进步电影界朋友建立友谊，旗帜鲜明地参加对发动电影思潮的批判，揭露当时所谓“软-”论的欺骗性，保卫和推动进步电影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慧敏和蔡楚生、谭友六等先后到香港，争取、团结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筹划抗战粤语影片的拍摄。民国27年（1938）4月，他编导了最早出现的抗战影片之一《血溅宝山城》（与蔡楚生合编），剧本是根据抗战初期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编写的，表现了中国抗日战士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歌颂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同年，他还编导了粤语影片《游击进行曲》（与蔡楚生合编）。影片描写日军侵占下的一个中国农村，村民组织突击队，在日本反战士兵帮助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阐明要反对强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必须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这两部影片都是从当时报纸的报导得到启发而创作的。
翌年，司徒慧敏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国语片《白云故乡》。影片揭露汉奸、特务的丑恶面目，歌颂香港同胞热烈支援抗日战争的爱国行动，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进行批判。该片是一部在导演艺术上处理得比较细腻的影片。
民国30年（1941）皖南事变后，司徒慧敏再到香港，参与组织“旅港剧人协会”，主持演出《雾重庆》、《马门教授》等剧。同年4月底，他在《华商报》上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派市川彩到香港拉扰、收买电影界人士的阴谋。是年12月，香港沦陷，他转移回内地，并协助旅港电影界、戏剧界人士撤回内地。
民国32年（1943），司徒慧敏在重庆，一面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一面从事革命戏剧活动，任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组织演出《雾重庆》、《家》、《戏剧春秋》、《北京人》等剧目。
民国35年（1946），他受中共派遣，到美国好莱坞企业电影场、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并结识了美国许多著名电影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旅美期间，导演了舞蹈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1947），由当时旅美的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主演，获1948年英国爱丁堡纪录影片电影节优秀奖，被纽约布洛林音乐舞蹈学院评选为当年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49年，他到纽约雷电华电影公司实习和工作，1952年夏回国。
回国后，他致力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建工作。同时，还兼管文化部电影局的技术工作。
八一厂建厂期间，他编导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为八一厂培养了一批专业创作和技术干部。
1953年，他参与制订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担任电影局技术处处长、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1956年担任电影局副局长，负责领导技术工作和外事工作。他筹划和参与了几家电影机械厂、电影洗印厂和电影胶片工业的建设工作。在筹备、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工作中，他深入到各电影制片厂，帮助解决摄制工作中的困难。1965年，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
在“文革”中，司徒慧敏受到破孩，长期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直到1975年才回到电影工作岗位。历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文化部门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7年4月4日，在北京病逝。
同年(公元1910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87年)去世的名人：
司徒慧敏，广东开平人，出生于广州。父亲是归国华侨。民国12年（1923）就读广州第一中学。十五六岁时参加广州进步学生团体新学生社。民国14年加入共青团。“四·一二”-政变后，离开学校开设书店以掩护革命工作。民国16年由周文雍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司徒几经辗转，于民国17年（1928）春到达日本，进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图案科、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学习。同时，参加由夏衍、沈西苓、许幸之等人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常到筑地小剧场去学习和参加演出活动。
翌年秋，因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盟的活动，被逮捕关押6个多星期，经上野美术学校教授千头庸也交涉，才被释放。民国21年（1932）春末回到上海。回上海之初，他当过工人业余夜校和中、小学教师，在上海美专代课，在广告公司做过设计员。同时，积极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在上海艺术剧社搞布景设计。是年初，成为中共上海电影小组成员，在天一影片公司、上海电通影业公司任电影布景设计师，业余仍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
自美国有声影片问世后，引起司徒慧敏极大的兴趣。他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机械工程的马德建，共同研究有声电影录音技术，在自己家里建立录音技术研究室，研究试制录音机。民国22年（1933）底，试制成功“三友式”录音机开始用于电影录音，开创了中国电影录音技术工作。
司徒慧敏作为录音师，先后为多部影片录音，他还发起成立中国电影技术研究会，推动电影技术的研究。“三友式”录音机诞生后，他与司徒逸民、马德建共同集资创办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还音设备，同时办理各种电机工程的设计。
民国23年（1934）夏，为了开辟新的阵地以壮大左翼电影的力量，司徒慧敏争取马德建、司徒逸民合作，将“电通”由器材公司改为制片公司，由夏衍、田汉等领导电影创作，使“电通”形成一支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创作队伍。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兼任制片人、导演。
民国24年（1935）8月，司徒慧敏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自由神》，这是他担任导演的处女作。影片描写一个出身于没落封建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受到锻炼不断成长，争取妇女独立自主和为民族民主解放而斗争，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富有战斗力。司徒慧敏较好地将原作的思想内容体现在银幕上，具有真实、朴素的特色，生活气息强烈。
由于国民党的破孩加剧，“电通”于1935年底结束。存在仅一年多的“电通”拍摄了4部影片，都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此前后，司徒慧敏经常发表电影评论，通过影评工作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广泛与进步电影界朋友建立友谊，旗帜鲜明地参加对发动电影思潮的批判，揭露当时所谓“软-”论的欺骗性，保卫和推动进步电影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慧敏和蔡楚生、谭友六等先后到香港，争取、团结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筹划抗战粤语影片的拍摄。民国27年（1938）4月，他编导了最早出现的抗战影片之一《血溅宝山城》（与蔡楚生合编），剧本是根据抗战初期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编写的，表现了中国抗日战士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歌颂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同年，他还编导了粤语影片《游击进行曲》（与蔡楚生合编）。影片描写日军侵占下的一个中国农村，村民组织突击队，在日本反战士兵帮助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阐明要反对强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必须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这两部影片都是从当时报纸的报导得到启发而创作的。
翌年，司徒慧敏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国语片《白云故乡》。影片揭露汉奸、特务的丑恶面目，歌颂香港同胞热烈支援抗日战争的爱国行动，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进行批判。该片是一部在导演艺术上处理得比较细腻的影片。
民国30年（1941）皖南事变后，司徒慧敏再到香港，参与组织“旅港剧人协会”，主持演出《雾重庆》、《马门教授》等剧。同年4月底，他在《华商报》上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派市川彩到香港拉扰、收买电影界人士的阴谋。是年12月，香港沦陷，他转移回内地，并协助旅港电影界、戏剧界人士撤回内地。
民国32年（1943），司徒慧敏在重庆，一面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一面从事革命戏剧活动，任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组织演出《雾重庆》、《家》、《戏剧春秋》、《北京人》等剧目。
民国35年（1946），他受中共派遣，到美国好莱坞企业电影场、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并结识了美国许多著名电影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旅美期间，导演了舞蹈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1947），由当时旅美的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主演，获1948年英国爱丁堡纪录影片电影节优秀奖，被纽约布洛林音乐舞蹈学院评选为当年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1949年，他到纽约雷电华电影公司实习和工作，1952年夏回国。
回国后，他致力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建工作。同时，还兼管文化部电影局的技术工作。
八一厂建厂期间，他编导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为八一厂培养了一批专业创作和技术干部。
1953年，他参与制订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担任电影局技术处处长、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1956年担任电影局副局长，负责领导技术工作和外事工作。他筹划和参与了几家电影机械厂、电影洗印厂和电影胶片工业的建设工作。在筹备、拍摄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工作中，他深入到各电影制片厂，帮助解决摄制工作中的困难。1965年，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
在“文革”中，司徒慧敏受到破孩，长期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直到1975年才回到电影工作岗位。历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文化部门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7年4月4日，在北京病逝。
同年(公元1910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87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