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生

刘亚生为[公元1910年－1948年]

　　刘亚生，又名刘伟光，1910年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民台头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穷人家的孩子志不短。刘亚生在肚子填不饱的生活环境中，却酷爱读书。在一家亲戚的接济下，他先后读完了小学和保定二师。后来，靠勤工俭学读完高中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大学里，他白天去上课，晚上给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给杂志社译稿子，替石印房刻药版，以微薄收入供自己上学。因为经历了贫困生活的磨难，加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使他很快投身于革命事业。一二九运动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不久，刘亚生与一些同学离开北平，到冀中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又赴陕北延安。1938年春天，党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动员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充实到八路军第一二○师。刘亚生得知，主动报名参军。
　　刘亚生被分到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给旅长王震当秘书。当时八路军处于很艰难的时期，部队经常吃不上饭，到了大雪纷飞的季节还穿不上棉衣。刘亚生那糟糕的身体，比常人吃的苦更多。就说行军吧，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他一点也看不见路，只能凭着感觉，跌跌撞撞地跟着往前走，一夜下来，不知要摔多少跟头。到了雨季，部队走在山间小路上，刘亚生几乎是一步一滑，一步一跌，身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膝盖、脚上的血泡连成一片。同志们见了这情景，心疼得直落泪。王震司令员知道后吩咐旅参谋长郭鹏：像刘亚生这样工农化的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贝，一定多照顾他，千万不能让他掉队。
　　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不少的同志都知道刘亚生只身辗转千里寻找部队的事。1944年11月，已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亚生随由三五九旅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南征到湘鄂赣边。1945年3月，南下支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刘亚生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抢占胜利果实，开始对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同年9月，三五九旅奉命从广东南雄北返中原。由于刘亚生患肠炎，不宜行军，组织上决定先让他就地隐蔽下来，把他安排在一个姓王的老大娘家里。这位老大娘是位革命的老妈妈，曾经掩护过一些八路军伤员。她格外喜欢刘亚生这个有学问的八路军干部，把家里仅有的细粮都拿出来，给他做好东西吃，补养身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刘亚生的气色好些了，身子也比过去胖了点。这样一来，刘亚生反而待不下去了。他想，同志们在前方流血牺牲，自己怎么能躲在这里享清福?他不顾地方党组织的挽留，决定只身北上，寻找部队。
　　1946年底，刘亚生同妻子何薇在化装通过陕南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陕甘宁边区的途中，在陕南黑山镇不幸落入胡宗南匪帮的魔掌。
　　经叛徒指认，刘亚生身份暴露。
　　于是，胡宗南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亚生争取到国民党方面来。
　　刘亚生被“请”到了胡宗南的一个公馆里。一位能言善辩的国民党高级参议专门从外地赶来，向刘亚生劝降。
　　“刘先生，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知作何打算?”高参的问话直来直去。
　　“任凭发落。”刘亚生的回答干脆利落。
　　高参摆摆手，假装大度地说：“没那么严重。胡长官的意思是让我们友好合作。只要刘先生在一个新闻茶话会上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说说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责任问题，哪怕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双方都有责任也未尝不可。这样，就可以还刘先生以自由。”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谈谈。”敌人没想到刘亚生竟痛快地答应下来，真是喜出望外。
　　来到会场，刘亚生刚一落座，那位高参就带头鼓起掌来。刘亚生摆摆手说：“诸位不必客气，我讲不好，如果大家听完了再这么欢迎我，才算我讲好了。”接着，刘亚生一字一板地讲起来：“内战的责任问题，其实不是个需要再三研究的问题。事实是最好的说明。“双十协定”，国民党向人民许下了还政于民的诺言。全国人民在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看到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欣喜若狂的。中原军区的部队听到公报签定有消息，同样十分高兴。为了这一愿望最终实现，我们不惜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最后几万部队被压在一块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给养的困难可以说达到极点。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脚跟还没站稳，贵军就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责任问题，不是明摆着吗?请诸位……”在座的军政要员们开始还没巴嗒出滋味来，后来越听越不对劲。主持人气急败坏地喊起来：“不要再讲了!快，快让卫兵把他押下去!”
　　敌人把他押到了集中营。那位高参恼羞成怒，指挥特务们折磨刘亚生，用皮鞭抽，灌辣椒油，坐老虎凳……直到他只剩下一丝凉气的时候，才把他拖回号子里。
　　有一天，刘亚生正在昏睡中，忽然觉得身旁有人在轻轻哭泣，热乎乎的泪珠不时地落在他脸上。刘亚生慢慢地睁开眼，想不到竟是他日夜思念中的爱妻——何薇。自从那天小镇上被捕，敌人把他俩分开关押，刘亚生一直在替妻子担心，怕她那娇小的身子顶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
　　何薇把头埋在刘亚生的怀里，喃喃地说：“亚生，看到你受了这么重的刑，我心里比刀割还难受。我看你不能再这样顶下去了，再顶下去，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我们两个还年轻，就这样死了大可惜了，不如灵活一点。”
　　“不，共产党员绝不向敌人妥协!”刘亚生拍拍妻子的肩膀，坚定地说。何薇抬起头说：“亚生，你也不要太死心眼。不就是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吗，这有何难?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吗?”
　　听到这里，刘亚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想不到妻子为了活命，竟主张屈膝投降。他一把推开妻子，严肃地说：“我从加入共产党那天起，就把个人生死置于脑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个人生命有何可惜!你怎么这样没骨气!”
　　此时的何薇，终于摊了牌：“要死，你去死，我可不愿给你去垫背。你不改变态度，咱们就离婚!”原来，这位仅凭一时热情投身革命的娇小姐，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已暗中投降敌人，现在是按照敌人的授意来作劝降工作的。
　　一切都明白了。刘亚生大吼一声：“滚!我永远不要再见你这个败类!”
　　胡宗南满以为女人的眼泪会征服刘亚生，没想到这一着棋又输了。他只得把刘亚生作为高级战俘解往南京，关押在伪-二处一个秘密监狱里。
　　进号子那一天，他完全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进门，他正了正早已被敌人打烂的眼镜，凑到每个同志的面前，挨个地看了一遍，还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互相认识认识，往后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家问他姓名时，他说：’以前大家都叫我‘刘瞎子’，你们也叫我‘刘瞎子’吧。”他一边说，一边把潮湿的稻草重新整理一下，算是有了铺位，安排停当了，他不躺下休息，却伸胳膊做开了体操。大家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干什么?一会儿人家就该请我会餐了，我不活动一下，能消化得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锻炼身体，准备对付敌人的下马威。
　　果然不出所料。天一黑，敌人就把刘亚生提走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他拖回来。这时的刘亚生，脸色黄里透青，两眼深陷，简直成了两个黑洞。嘴唇已经被火气烧得肿起来，嘴皮都烧焦了。同志们一见这样子，十分心疼。刘亚生却笑着说：“没关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同他们斗争到底?”
　　刘亚生整整昏睡了一昼夜才苏醒过来。见到同志们都围在身旁，用焦急的神情注视着他，他虽然开起玩笑来：“怎么了，你们以为我活不过来了?不会的。我这个人命长得很，死不了。革命不成功，南京不解放，阎王爷是不会收留我的。”
　　他刚刚能够摇摇晃晃站起来，又开始练拳了。他告诉狱中的战友们：“为了更好地与敌人做斗争，我们必须养好身体。第一是要吃，不管好吃难吃，一定要吃；第二是练，一天三遍拳，坚持到底。这就叫促进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在他的影响下，战友们坚持吃饭，坚持锻炼身体，果然比过去壮实多了。
　　时间转眼到了1948年底。这时，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决战连连取得胜利的捷报不时传到监狱中来。刘亚生高兴得又唱又跳，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欢欣鼓舞。但他从看守们惶恐的神色中也觉察到：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有牺牲的思想准备。
　　这一天果然来了。一天晚上，刘亚生刚刚躺下，就听到狱卒在外边喊：“刘亚生，收拾行李，准备转移!”
　　在向人生诀别的时刻，刘亚生镇定自若。他向噙着泪水送行的同志们挥手告别，满怀深情地说：“大家不要难过。敌人可以害死我，但他们阻拦不住我军前进的脚步。惟一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南京的解放，不能再和三五九旅的战友再见上一面。请大家转告他们，我刘亚生没有给共产党员的称号抹黑，没有给三五九旅丢脸，请代我向他们问好!永别了，同志们!”
　　说完，他大步走出牢门。
　　这天晚上，南京长江岸边的燕子矶，乌云密布，寒风刺骨，显得格外阴森、恐怖。一群荷 实弹的国民党刽子手，把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遍体伤痕的刘亚生押到江边，七手八脚地在他的身上绑上了一块大石头。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你到底归不归顺国军?”一个横眉立目、手提 的刽子手头目不耐烦地逼问。刘亚生起胸膛，用手指着北方，义正辞严地回答：“你们听听江北是什么声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炮火轰鸣声!这炮声，就是我给你们的答复!”
　　敌人终于残暴地把他推入滚滚长江……
　　(石宝华李敏杰周福昌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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