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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经

[公元1903年-1959年]

赵伯经为[公元1903年-1959年]

  赵伯经(1903—1959)
   麟游地下党游击队及西府总队负责人。原名文鳌,又名幼麟,麟游县人。民国10年(1921)在三原第三师范上学期间参加“渭北青年社”。民国12年(1923)暑假返乡成立了“雪耻救国会”,-宣传反帝反军阀,鼓动工农与腐败政府作斗争。民国14年(1925)参加“陕西援沪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同年加入共青团。民国15年(1926)被三原特支派往三原西关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经张仲实、张宗润介绍转入共产党;10月,作为陕西临时党部前敌宣传队队员去乾县、兴平等地讲演,协助组建了乾县支部,任支部委员;11月,被派往甄寿珊军做政治工作。民国16年(1927)8月,参加西安区委举办的军事政治队学习。结业后,同刘耀庭、白廷栋回麟游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在县高小建立了党小组,任组长,后发展王乐天、刘章天入党。民国17年(1928)2月,成立中共麟游支部,任组织委员。同年,任县高小校长,即编写“国耻史”,翻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小册子从事宣传。4月,因怀疑其为共产党而被捕,转押西安,备受酷刑,然始终未暴露身份。在狱中对难友说:“一个青年,自从他开始投入革命怀抱,早已把坐牢当家常便饭,死则死,死的光明磊落,重于泰山”。他还给刘耀庭写信说:“我活则我幸,我死则我不幸,勿以小事而挫大气,抱定主义,努力前进。”7月,因敌没有掌握证据,经多方营救,被释放。
   民国18年(1929)10月,说服叔父变卖家产,买了几支 ,联络王乐天、刘章天、高超等共产党员,组成了一支武装力量,赶走了麟游县长邵攀桂,收缴了县政府和一些散兵的武装。翌年2月,参加“西北民军”被编为警卫第三营,他任营长兼麟游县长,把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在营部和县政府工作,极力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处决了民众愤恨的县府衙役第三班总头张耀,剿除了桑树原土匪。
   因西北民军瓦解,民国20年(1931)夏打入杨虎城部驻麟游的赵慧生团做 工作,任三营营长。12月因赵慧生向麟游民众摊派钱款物资,激起民愤,他率三营武装起义。民国21年(1932)因受优势敌兵袭击,部队隐藏武器后疏散,他去西安王泰吉骑兵团学习军事技术。时妻子被敌逼死,不满两岁的孩子夭亡,敌还拆毁他的房子20多间。有人对他说:“流离颠沛,家破人亡,你能无动于衷?”他慨然答道:“革命为天下谋太平,我以一家之破败,换取大多数人之幸福,何乐而不为,请勿多言!”
   民国21年(1932)8月,回麟游成立了有30多人参加的游击队,任队长。游击队帮助农民度饥荒,站住了脚根。民国22年(1933)10月至次年元月,游击队取得了雷家原、碑子梁、申家原战斗胜利,发展到120多人,50多条 。民国23年(1934)6月,任麟游总支书记,因全国抗日-渐趋高涨,根据省委指示,在“不调换人员,不调换武器,不进城驻防”的条件下,把游击队改编为崔木保安大队,任大队长。
   民国25年(1936)12月15日,听取了来麟游的西兰工委委员严克伦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次日即率部进县城,后几天内召集各界人士号召团结抗日。12月下旬,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率部返崔木。民国26年(1937)5月,因县长杨烈相逼和形势变化,调边区云阳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9月,他返崔木。11月,恢复了崔木保安队,任队长。不久,从保安队中抽出20多人组成“保甲游击队”,又名“抗日义勇游击队”,任队长,进驻两亭镇。民国27年(1938)游击队调县城编为常备队,任队长兼兵役科长,和新任县长温亚儒交朋友。民国30年(1941),刘玉德任县长时,又改任为民政科长。他利用时机,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任要职,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翌年,改任教育科长,举办“抗建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民国32年(1943)11月,因麟游党组织遭破坏,寄居高桂滋军甄炳麟处。次年10月,调回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接见。后任关中地委-部长、关中分区教导团团长等职。民国35年(1946)6月,任西府工委书记。又按上级党组织部署,抽调两个加强连和一个干部队,组成以他为司令员的游击队,出击麟、扶、岐边界地区,接应王震359旅安全北上陕甘宁边区。6月17日,任西府总队司令员。8月,策动董策成、龙伯渊领导的陕西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起义。民国37年(1948)3月,和董策成率西府总队一、五支队及总队机关参加“西府战役”。民国38年(1949)2月,任彬县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邠县专区专员、邠县军分区司令员、陕西省政协秘书长、省委-部副部长。他始终保持战争年代旺盛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58年写信给由西安到麟游工作的儿子赵鹏程,勉励他“谦虚谨慎,不要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1959年春、夏,两次到麟游视察工作时,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生产生活,还和社员一起割麦,和牧童一起照像,和老汉、老婆拉家长,向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和社队干部谈工作、教方法。他还把视察到的情况,如实向省委写了报告。12月1日,在反右倾斗争中,因受“左”倾错误破孩致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公正评价。1984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部在西安革命公园为他立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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