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庄

金佛庄为[公元1897年－1926年]

　　金佛庄，学名金灿，号辉卿，1897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横店良渡村一个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中医之家，家境清贫。金佛庄6岁入私塾启蒙，1915年，考入东阳县立中学，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俩人同窗三载，毕业后还保持了真挚的同学友谊。严济慈在南京上学后曾在暑期到上海闸北军营访晤任见习排长的金佛庄。1923年夏，严济慈赴法留学前还与他相叙于杭州。晚年严济慈回忆家乡时说，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在东阳县立中学时，每次考试同金佛庄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
　　求学时的金佛庄，深感父母辛勤劳作，节衣缩食供自己读书，极为不易，因此他刻苦用功，丝毫不敢懈怠。他曾立志以掌握科学知识而报效国家，慰藉父母。然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复辟帝制活动的支持，竟然宣布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这使“性刚直，然富于感情”的金佛庄痛心疾首。他从书斋中拍案而起：“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他毅然抛弃了“科学救国”思想，而“志欲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
　　1918年中学毕业后，金佛庄决心投笔从戎，通过考试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录取。行前，遵从父命，与严瑞珍结为夫妇，并携妻北上，同往保定学习。
　　经过在保定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观察，作为军官候补生的金佛庄，目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和旧式军队的黑暗腐败，他又对自己选择的“从军报国”之路产生了怀疑。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他的思想经受了一次洗礼。这时，金佛庄“厌恨军阀自厌为军人之心甚切，企图改业。”当他寻思着另谋出路时，恰逢1920年直皖军阀开战，保定军校一度停办。借此机会，他把妻子送回家乡安顿，转而考取厦门大学。这期间，他“研究教育与文学，而要求改造社会之心甚切，祗思想浪漫，近于-者”。
　　在厦大读书期间，尽管金佛庄得以自由选择阅读和探索各种新思潮，接受新学问，但在生活上却不得不依靠家庭供养，父母请求同村的亲戚邻里共设一个“银会”，筹钱给他做学费，仅支持了一年就难以为继。窘迫中，又听说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去军校能享受公费和发放生活津贴费，他只得“受家庭催促及朋友以‘新军人’相敦劝，重回保定军校求学”。
　　1921年10月3日，金佛庄告别厦门大学，重返保定军校求学。在军校接受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留下的《佛庄日录》中，窥见到他对人生真谛的探求过程和思想认识发展的过程。他在《日录》封页上提笔写下“手段与目的”的主题，就是希望通过不断学习，改变思想，提高认识，逐步走近自己追求的目标。因此，他从这时候起，“即从事研究社会政治等学，而尤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他寻求已久的拯救祖国、解放人民的革命道路。
　　金佛庄联合军校内4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名为“壬戌社”(因为这批同学将于农历壬戌年即1922年暑假毕业)。金佛庄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期望通过这一组织的发展活动，“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
　　他考虑到壬戌社成员将要毕业，“不久就要分散各处，不能聚首一堂互相亲口研究对付社会的方法了”，便主张“不能不先有一个准备”。他设想了一个分成三个阶段，逐步掌握军事实力以改造中国的方案：“第一步是个人的方法，其历程自(初级军)官至中级军官。第二步是部分的方法，其历程自中级军官，至据有势力之中坚人物。第三步是全体的方法，是中国改造的实现。”他还一再地告诫自己这个团体里的同学们，如果将来真的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实权，决不能忘却和背叛革命的宗旨。
　　7月，金佛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在驻扎杭州南星桥的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任连副。
　　9月初的一个夜晚，杭州皮市巷3号——一个僻静的小小的院落，两扇院门紧闭。房间里暗淡的灯光下，几位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脸上洋溢着严肃而热烈的神情。专程前来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宣布：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参加会议的有，由李大钊从天津介绍来的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师于树德、沪杭铁路闸口机修厂的工人党员沈干城和青年军官金佛庄。此刻，他们倾听着上级党组织对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的工作要求，讨论杭州党小组的工作开展，全然忘却了夏末初秋房间内外炽热的气浪。
　　中共杭州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金佛庄是最初的三名成员之一。在党组织领导下，他更加自觉地“从事革命，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思想益进，乃能应用唯物观察一切。”他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被编入团杭州地委第一支部。在团杭州地委所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杭州青年协进会和《协进》半月刊工作，以“宣传主义，鼓吹青年”，“吸收同志，向外活动”；他还接受杭州地方团组织安排，抽出时间，为公开发行的《浙民日报》负一部分责任，利用这一公开的舆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期间，他曾因同志间通信泄密，被反动当局拘捕入狱，后经营救，才获释放。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金佛庄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与徐梅坤、于树德一起出席了会议。中共三大以后，杭州党组织召开党员会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上海区委委员徐梅坤传达了三大会议精神。会后，一批党团员执行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由于金佛庄能文能武，时间不长，即从连副提升为营长。他的才干受到上级党组织的重视。徐梅坤曾在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面前极力推荐过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人才，需要的时候马上可以调他出来。1923年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密令“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以便尽力设法保存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已掌握的军事实力，以利今后革命斗争的需要。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新型的革命军事干部。党组织决定派金佛庄到广州去，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17日，他被任命为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上尉队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掌握的丰富军事知识，“平日除军事教育外，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活动”，因此，受到黄埔军校首任-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器重，在师生中颇有威信。7月6日，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他被推选为特别党部的5名执行委员之一。在军校，他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这一革命军人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一起，同校内的国民党 及其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此期间，金佛庄通过对旧式军队生活的观察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研究分析，写成《军官的心理》一文，发表在1924年第2卷第1、2期的上海《新建设》杂志上。文中，他从“军队组织、军队生活和时代潮流”三个方面，剖析了旧式军队内部腐朽黑暗的上下级关系和军官们“残忍、冷酷、好乱和诈伪”的心理，使他们成为“内乱的主要分子”。绝大多数军官“昏醉于这种发财的梦中”，而上级军官“径直是放纵生活”，这批掌握着枪杆子的旧式军队的军官们“为所欲为，把中国闹得现在的田地”。在揭露北洋军阀统辖的旧军队黑暗、腐败的现象和本质的基础上，他表示“油然兴改革之念”，要求迅速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
　　从是年12月起，金佛庄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表和团长等职。为了巩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革0据地，他率领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他在“历次战役，冲锋陷阵，无不身先士卒。作战计划，尤为周密”。他“智勇兼备，不特能决胜疆场，且能运筹帷幄也。”第一次东征途中，金佛庄所在的教导二团奉命增援“棉湖大战”，途中与敌遭遇，金佛庄率第三营奉命占领左翼高地，掩护全团侧翼安全。他判断敌人亦有可能抢占这个高地，即派第九连就近火速上山抢占高地，并率后续部队向高地运动。刚攀上高地，就与敌交战。在抵挡敌军轮番进攻的酣战中，金佛庄赶到前沿，冒着枪林弹雨鼓舞士气，勇敢冲杀，指挥全营官兵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反扑，并乘黄昏时敌人疲惫之机，率队发起突然反击，将敌彻底击溃，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他所率领的第三营“勇敢善战，勋绩灿然”，为教导二团获得了“党军荣誉”旗。回师广州，平定“刘、杨”时，“第三营常为战线之中坚者”，出色完成了强攻龙眼洞、观音山等战斗任务，受到上级嘉奖。因此，当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他以战功卓著，擢升为第一师第二团-表、团长。廖仲恺被国民党 阴谋刺杀后，他又率部参加坚决镇压-势力的行动，“解散梁张郑莫，拘留熊克武及第二次东征诸役，莫不参与”。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强迫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当时，正率领第二团驻扎在汕头前线的金佛庄，也被解除职务，调回黄埔军校，改任步兵第一团军事学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领导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制度。虽然蒋介石知道金佛庄是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却出于对他的才华的赞赏，几次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拉拢他，暗示只要他脱离共产党，即予以重用。金佛庄革命信仰坚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对蒋介石的拉拢毫不动心。7月建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并不死心的蒋介石重新任命金佛庄为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不久，又任命他为总司令部警卫团的少将团长。金佛庄把蒋介石拉拢他的经过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如实汇报，中共中央指示他佯装被拉拢过去，以便秘密监视蒋介石。
　　北伐战争开始后，金佛庄率警卫团的精锐部队，跟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转战广东、湖南、江西等地。1926年秋，中路江西一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七军，遭到军阀孙传芳部3个主力军的阻击，省会南昌城得而复失，部队受挫，战局僵持。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增援部队由两湖进入江西“督师”。在进攻南昌 的蛟桥、牛行车站之战中，因第三军攻击正面太宽，兵力不足，蒋介石就把金佛庄的警卫团作为总预备队的一支突击主力，并另拨补充第四团的第二营归他指挥，增援右翼战线。金佛庄率领部队直扑前沿阵地，带头冲锋，指挥部队官兵，如猛虎下山，迅速击退敌军，并乘势冲过蛟桥，压迫敌之侧背，扭转战场形势。他率部会同各友邻部队，一齐向南昌进发。11月8日，北伐军再次攻克南昌。金佛庄率警卫团入城警戒、维持治安，受到南昌人民的欢迎和赞扬。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仍盘踞苏、浙、皖地区。北伐军急于早日占领南京，夺取-富庶地区，加紧策划对孙传芳所部的分化瓦解工作。在商谈此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首脑会议上，列席会议的金佛庄主动提出自己冒险潜入浙江、上海等地，利用以前在浙江陆军部队任职时熟识的上、下级旧交关系，秘密策划浙军等部迅速起义，并趁此时机，向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领导联系工作。他明知此去闯入虎穴，稍有泄露即遭杀身之祸，仍毅然表示：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的建议受到在场的参谋长白崇禧和他在保定军校老同学的赞赏和支持，认为此计可施。于是，蒋介石就给住在上海、专门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和对敌军从事策反活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写了一封密信，决定派金佛庄带领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秘密前往上海，进行策反工作。
　　12月上旬，金佛庄化装成上海洋行买办的模样，与顾名世一起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官舱，顺流东下。不料上船后，行踪即被泄露。船到下关码头，孙传芳部的南京卫戍司令孟昭月和宪兵司令汪其昌已在下关-，并派稽查上船搜查，当即逮捕金、顾二人。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和同志们，惊悉此事后，托“沪上某君”出面，电请金佛庄的老上司、当时尚归附孙传芳的浙江省省长陈仪亲自向南京方面疏通，“请从优处置”。陈仪回复说，经询查，南京方面军法处“捕获(金、顾二人)后即经枪毙”。
　　金佛庄在南京被捕牺牲的消息经《申报》等披露后，很快传到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军阵营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广州黄埔军校的《黄埔日刊》在12月21日刊登报道说：金佛庄等人“俱C·P同志，为国民革命而牺牲，死亦无所遗憾”，并表示“吾辈后死……惟有更加努力，更加团结，继续先烈牺牲之精神……完成我国民革命工作!”广州、武汉等地军民也纷纷举哀，颂扬他“创造黄埔军校深资臂助”、“随军北伐功在-”、“身殉主义壮烈可风”。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金佛庄的名字被载入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金佛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骸，由其妻费尽周折找到并归葬故里。近年来，故乡的人民为金佛庄兴建了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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