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祯

余国祯为[公元1907年－1933年]

　　余国祯，名治平，又名明清，化名杨建寒，1907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县南津驿乡下，后迁居镇上。
　　余国祯幼年时，家境清贫。父亲余炳章借0在镇上开简易染房，从事手工劳动，母亲纺纱织布，加上年迈的祖父母，全家三代五口，长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1917年，余国祯刚满10岁。父母见他在干杂活间隙向人求教识字，有志向学，便节衣缩食，送他到镇上一家私塾读书。他发奋攻读，品学皆优。为了节省纸墨，余国祯常常独自到河滩，用树枝作笔，沙滩代纸，练习写大字。对某些繁难字，每次练写数十遍仍不知疲倦。他爱好《三国志》《水浒》等古典文艺书籍，对陈胜、吴广、李自成等历史人物和孙中山非常崇敬，时常带领学友在河滩上做打富济贫、惩霸除奸之类游戏。
　　余国祯于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资中旧制中学读书，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辍学。1926年初春，经幼时同学、共产党员洪沛然介绍，离开家乡到成都草堂图书馆工作，并在图书馆专门学校听课，半工半读。这时，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洪沛然介绍余国祯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学会。他积极宣传新-，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快成为学会活动的骨干分子。
　　1927年春，余国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共青团华阳县的领导工作。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仍留在团内作领导工作。同年2月，担任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他团结发动青年踊跃参加检查仇货，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反劣币斗争和裁兵裁厘等运动，常常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后，-日益严重，各大、中学的党团骨干分子遭到封建军阀野蛮的-，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同志在成都已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外地。余国祯按照组织决定在成都坚守阵地，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很短时间内，就把一些学校、企业的共青团组织加以清理、整顿，并重新建立起来，为尔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有利的基础。
　　1928年冬，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余国祯前往川北清理整顿团的组织。同年年底，他被调任共青团江巴县临委书记。在此之前，重庆地区团组织遭到破坏。余国祯同“团临委”其他领导人积极进行清理整顿，发展团员，团的组织又有了较大发展，团员由原来的40多人增加到180多人。1929年秋，余国祯被选为共青团江巴县委书记，继续领导重庆地区团的工作。
　　1929年10月，共青团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余国祯被选为团省委组织部长。在团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时局，有独到见解，博得同志们的赞许。一位团省委的负责人指着余国祯右额角一道幼时留下的弧形伤痕，无不幽默地说︰“这个'月亮'真是亮得很啊!”之后，同志们便亲切地称他“月亮”或“月亮弯弯”。
　　余国祯担任团省委组织部长后，曾一度兼任团江巴县委书记，当时-严重，刘湘在第二十一军军部建立特务委员会，豢养特务，收买叛徒，专门破坏地下党、团组织。团省委领导人只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集中的地下办公机关。日常工作的开展，靠书记、秘书长和部长每天在茶馆或可靠的同志家里踫头，而且又多半是约在黄昏的时候进行，讨论决定了的事大家分头去办。余国祯非常机警，每天出外活动或踫头，总是绕开大街，穿走偏街小巷，巧妙地避开敌人。团省委领导的各次踫头会，他都准时参加，从不缺席。他出色的工作，受到了省委领导的好评，称赞他“是工人运动中一位对党忠诚苦干的，难得的好同志”。
　　1930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决定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余国祯被派往自流井工作，担任川南行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兼青年工作秘书处主任。川南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组织自贡工人大 ，并计划组织荣县农民暴-动和组织第十六路红军(在荣县)、第十七路红军(在富顺三多寨)。余国祯参加自贡 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日夜深入盐井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与工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有时则同开明盐商及财界中间派人士接触周旋，争取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增强革命力量。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分别在长土、大坟包、郭家凹等地建立各井灶工厂委员会，踏踏实实地巩固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同时积极筹划成立自贡盐业工人赤色总工会，以便统一领导盐业工人的 斗争。
　　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基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天夜晚，在自流井至贡井途中的一个古庙内，由陈仲秋主持召开成立赤色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约3000人，代表们情绪极为热烈。散会时天降大雨，工人们冒雨回家，并在沿途高呼口号，以致引起反动-的注意。次晨，川南警备司令部在贡井、小溪进行大搜捕，余国祯和蔡涛不幸被捕。
　　余国祯和蔡涛在狱中，不为威胁所屈，不为利诱所惑，不为私情所动，立场坚定，坚不吐实，使敌人毫无所获。以后，川南警备司令部只好全案移送自贡地方法院审理，首席检察官廖耀渊也一筹莫展，始终抓不到什么证据。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自贡地方法院最后以“不予起诉”结案，宣布余国祯、蔡涛取保释放。从被捕至获释，共历时两个多月。
　　余国祯出狱后，随即返回重庆。
　　1931年初，余国祯奉命以共青团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下川东特委的领导工作，负责整理和发展川东共青团组织。余国祯同下川东特委书记苏爱吾及其爱人黄梦谷(特委秘书)和小交通员共4人，住在特委机关里。
　　1931年2月初，苏爱吾出去开会，过了约定时间还未回来，余国祯预感情况不妙，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次日派小交通员侦察毫无结果。傍晚，余国祯顶着凛烈寒风，沉着机警地潜入苏开会地点——兴盛和旅馆附近打听情况，终于弄清了出事经过，由于叛徒告密，苏爱吾已被捕。
　　情况异常危急，余国祯连夜带领黄梦谷和小交通员潜入码头，乘木船去各县报警，准备整顿组织，交代任务。
　　木船行至中途，又遇一股土匪。土匪见他们无物可劫，便将黄梦谷拖到距江边不远的匪窝龙王庙内，妄图加以侮辱。余国祯不顾生命危险，只身找到戒备森严的匪窝，同匪首交涉。他公开讲明︰“我们是共产党员，同你们无仇无冤，你们不应该0妇女。”余国祯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救出了黄梦谷，使她免遭残害。
　　到丰都后，余国祯安排好小交通员，派人护送黄梦谷到重庆向省委报告情况。然后他再到川东各县去巡视，安排好紧急应变的措施。余国祯十分愤慨地对同志们说︰“若非处境艰危，我一定要把叛徒抓来审判。”
　　1931年6月，余国祯奉四川省委派遣，化名杨建寒，别名刘知已，打入刘湘第二十一军军部特务委员会，从内部掌握敌情，保护同志，减少党组织的损失。余国祯栖身魔窟，置生死于度外，巧妙地周旋于叛徒、特务之间，完成特殊的使命。
　　同月，川东特委书记文强(原为省委军委书记，同余国祯早已熟识)去重庆汇报工作，因被叛徒沉天泽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特务逮捕，关押在第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敌人抓住文强这个共产党要人，喜出望外，连夜进行了审讯。
　　次晨，余国祯在关押文强的窗外出现。恰巧，一个看守兵也走了过来，他便机智地骂道，“昨晚在中山公园抓捕的'暴头'真该死呀!我看何必审问，他是游击区来的，千刀万剐也活该!”看守兵问余国祯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昨晚审问他，自己招的供嘛!”
　　余国祯走后，文强当即发现门缝中塞进来了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的纸片，他拾起来一看，上面写有“有已在”三个字。文强恍然大悟︰余国祯骂我是假，救我是真。
　　经过周密的筹划，在一个大风大雨之夜，余国祯趁值班的机会，同薛彦夫等3人冒着生命危险，剪断刘湘特务委员会机关的铁丝网，营救文强越狱逃离虎穴。由于余国祯身份已经暴露，经过组织同意，当即脱离特委会，连夜赶往成都。
　　文强越狱后，刘湘下令在重庆-，大搜捕3天，却一无所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3年春，余国祯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他积极领导恢复、整理和发展四川共青团组织，动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劳工从事工人运动，或去国民党军阀部队当兵，秘密传播革命道理，反对军阀进攻红军，开展革命的士 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天早晨，余国祯同陈平三(地下党员)去成都鹤楼养肺医院，见到张翰年(地下党员，当时任快报经理)，谈话间，恰逢《成都快报》社长方镇华来访，商计聘请副刊的问题。张向方说︰“聘请副刊的先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当即将余国祯介绍给方镇华。此后，他就在《成都快报》社工作。
　　余国祯文笔犀利，常在快报副刊发表短文，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勾结当地军阀策划各种阴谋活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了成都各界人士开展“驱吴”运动。余国祯在快报副刊上连续发表短评，历数吴佩孚乱川祸国之罪，淋漓尽致，如投枪 。他写的一篇时评中阐述了“所有现政府一切措施完全无效”之种种理由，切中时弊，对社会各界震动很大。
　　《成都快报》的后台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是同吴佩孚勾搭的重要人物之一。方镇华认为这几篇文章违反了邓的意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余国祯对此毫不妥协，据理力争。此后，方镇华常常多方刁难。为了隐蔽自己，并经组织同意，余国祯于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快报》社。
　　1933年初的一天，余国祯途经资阳南津驿老家，正在店面上做手工活的母亲，忽然看见对面茶馆内有一青年，帽檐低垂，目不转楮地望着自己，她仔细一看，见这青年帽檐下有一道月牙形伤痕，原来他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正想呼叫时，儿子却不断摆手示意。她若有所悟，镇上恶霸于子云不是经常说余国祯参加了共党，捉住要杀头吗?想到这里，老妈妈咬紧嘴唇，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余母事后得知，余国祯已是三过家门不入了。
　　余国祯在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住在成都鹤楼养肺医院。该院院长都鹤楼曾是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时的部下，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是余国祯的好友。因此，鹤楼养肺医院又是团省委与团中央直接通信的联络机关。
　　1933年春，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成都敌特机关得知团省委的联络机关在鹤楼养肺医院，立即派特务追踪缉拿团省委领导人。
　　时值余国祯巡视川北未归，四川省委也很快探知他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派人日夜轮流到北门外马路上等候余国祯，通知他不要再去鹤楼养肺医院。3月初的一天，余国祯去该医院处理善后事宜，他和都鹤楼等6人被成都-团联合办事处逮捕，医院亦被查封。
　　余国祯被捕后关押在成都宁夏街监狱。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他坚不吐实，使-团联合办事处刑侦队大失所望，遂将他转囚于成都县监狱。当时，四川省委曾多方营救，但却无结果。
　　在被关押期间，余国祯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狱中的一首诗写道︰“人怕死，人怕死，人人怕死人人死，日难过，时难过，日日难过时时过”。四川省督办刘湘千方百计要使余国祯自首，曾多次派人到狱中劝说，并以封官许愿为诱饵，诱使他变节投敌，都遭到余国祯严厉的斥责。
　　余国祯的旧友陈北斗(此时已在国民党部队当副官)也曾多次到狱中劝说他“掉头”、“反正”，均被严词拒绝。陈假冒余国祯之名，写信诱骗余父到成都，以劝其“掉头”。余国祯对陈说︰“要我改变态度，宁可不见老父!”陈又厚颜相劝︰“写张-，照样可以做官。”余国祯断然回答︰“宁愿砍头，也不变节!”几天后，陈北斗又去狱中对余国祯说︰“先设法出来，以后再看情况。”余国祯回答︰“要我叛变绝不可能，我的一生早交给共产党了!”陈又说，“二爸(指余父)来成都几天了，眼楮已哭肿，要不要他来看你一下?”余国祯昂首回答︰“请二爸回去，我的事他管不了。”并厉声喝道︰“你滚出去!”
　　在狱中，余国祯非常乐观活跃，善于团结狱中难友开展斗争。他带着刑伤未愈的身体，主动帮助难友写申辩状词，使一些难友得以释放，难友们感动不已。
　　余国祯被捕后，四川省委多方进行了营救，曾拟劫狱未果，后同余国祯约好等待时机越狱。
　　1933年初秋，余国祯同狱中难友关系日密。他的爱人雷亚纯根据组织指示，买通监狱看守，经常给余国祯送饭。一次，她在饭篮底层暗藏了一颗地瓜手 (直径约二寸)送给余国祯。第二天，余国祯利用看守的一时疏忽，装着给犯人送饭的模样，混过狱门武装岗哨。他越狱后，因长期-身体虚弱，加之脚镣未除，行动不便，外面接应的同志又未赶到，刚走出监狱不远，便被狱兵发觉追上。正在危急时，余国祯以手 掷向敌人，因仓促未拉保险，没有0，又被抓回-。
　　敌人决定杀害余国祯，但并未放弃最后的劝降机会。法官对余国祯说︰“你年纪很轻，为什么要堕入共产党?只要你反了，一切都不成问题。”余国祯回答︰“我可以反，但只要你把国民党内最会说的人找来，能把我说服，我就反。”法官信以为真。次日，请来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宋绍曾、陈紫舆等劝说余国祯，同余辩论。余国祯正气凛然，义正辞严，直驳得宋绍曾、陈紫舆无言答对，狼狈不堪。
　　余国祯牺牲前，在狱中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说︰“有人说你请傅大章表叔托伍钧(资阳县清末举人，刘湘的老师)向刘湘说情，恳祈父亲不能有此举。男为革命牺牲，不枉父母生养。”“儿死后，双亲不必为儿悲……你们虽然失去一个儿子，但是中国人民始终要获得胜利的”。
　　在同宋绍曾、陈紫舆辩论后的第二天，1933年8月18日，余国祯被敌人枪杀于成都监狱中。时年26岁。
　　余国祯被敌人杀害后，同狱难友在狱中培植了一个小花坛，以志悼念。
　　来源：中国军网
　　同年(公元1907年)出生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