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尔康
[公元1888年－1967年，抗日爱国将领]
厉尔康为[公元1888年－1967年，抗日爱国将领]
早年经历
1890年，2岁的厉尔康开始识字。
1891年入家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以及典故文学等。
1894年至1898年，从曾祖、祖父、父亲学习对对子、五七言诗、经史和颜欧书法等。据厉尔康回忆，他幼时并不爱读书，但祖父和父亲督责甚严，他读书经常读得昏昏欲睡，殊以为苦。
1899年，入私塾辅习经书等。此时的厉尔康逐渐感觉到读书的乐趣，开始主动地读书学习，加之幼时打下的坚实基础，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作文章和策论。在此一阶段中，他读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及康梁等文章，得到不少启发，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意识。
1902年，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
1903年，入浙江武备学堂。
赴日求学
1904年，考取清政府选派的留日陆军生，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毕业后作为入伍生入日本陆军第八师训练学习。1906年至1908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与孙传芳、阎锡山为同学。毕业后再入日本陆军第八师见习，并在将校园内学习帅兵术等。据厉尔康回忆，留日陆军学生中，以第六期生为最能耐受日本的军队生活，因为第六期的士官候补生须接受二等兵训练满一年后方可入士官学校，出校后又回原部队见习半年。这段经历令厉尔康获益良多。他学成后旋即回国效力。
入选禁军
1909年，厉尔康回国后，奉召赴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组织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他以优等成绩奉上谕被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军衔。除厉尔康外，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还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等人。经陆军部复试后，厉尔康被吸纳到了清廷禁卫军中。此后，厉尔康跻身军政界，逐步担任要职。
1910年，时年22岁的厉尔康出任清廷皇家禁卫军正四品管带官，统领八旗子弟兵。厉尔康深得当时专司训练禁卫军的载涛的赏识，被安排负责带队守护颐和园和武库。这在汉族武官中是十分罕有的。
投身革命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厉尔康感觉到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责任重大，决心不动声色，禀职南下，加入北伐军，为革命事业而努力。他于是私自将本职中应行交代的事项，于禀职前夕以书面分别开明，留置案头。然后赴各驻防队伍处巡视，依次训话，暗示告别。厉尔康南下到了上海后，函报载涛和良弼两个主官，表示歉意，并详述移交事项以请手续。回到浙江后，浙江都督蒋伯器虽殷殷留劝，但厉尔康以府中凌乱无序，辞不应命，应同学金永炎之邀加入北伐军，在北伐军干部训练班任教官，训练士官。在北伐军干部训练班授课不久，厉尔康认为学生们所望太奢，基础教育尚未修得，便请授大军之运用术，不切实际。学生们对于厉尔康所授颇有兴趣，祈请他继续授课，但厉尔康认为这些学生在革命时期，热衷功利，企图侥幸，不屑教诲，凡此之类，皆“非吾徒也”，于是辞职又回到浙江，继应浙江陆军学堂及江苏陆军将校讲习所之邀，任监督兼教官。江苏陆军将校讲习所一位学员在结业前夕考试违规作弊。厉尔康力主斥退，谓此种学员即使毕业，亦不可用，吾辈不能为国家造就此种废物也。时任所长朱绶光遂将这位学员开除。
1913年10月，25岁的厉尔康被授陆军上校军衔。
1913年至1921年，任浙江都督府上校参谋，1915年兼任《兵事杂志》主编，1916年任浙江都督府参谋处处长兼浙江陆军军学讲习所上校监督和教官。
1922年，34岁的厉尔康被授陆军少将军衔，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少将主任参谋。
1923年，率团赴日本考察。
1924年到1935年间，历任浙江陆军测量局局长、浙江督理军务公署高级参谋、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少将主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国民革命军总预备军团总指挥部中将总参谋长兼三十六军中将总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兼总务厅厅长等职。期间，1925年曾与孙传芳同赴日本参观特别大演习，考察欧战后日本军事情况。1926年赴南京等地以同学关系劝说孙传芳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自孙传芳1925年由浙江以联军总司令名义进驻南京，迄其失败向奉张乞援时止），三度未经采纳。1929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派赴济南、青岛接收日本人代管之兵工厂及兵营设备，继而任青岛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期间，治安方面颇多改进，与日本人周旋，尚无陨越，并调解平息了八大纱厂华工因受日本浪人之压迫酿成的 风潮。1930年，42岁的厉尔康被授陆军中将军衔。这段时期，厉尔康还写成了《国防与物资》、《欧战后日本之军事观》、《列强青少年之军事预备教育》、《青年军事训练敎程》并译著《毒瓦斯及毒烟》等军事专著。
全力抗日
1936年1月，厉尔康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厉尔康全程参与了抗日战争，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曾言，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我们身为军人，为了祖国应该各尽所能，争取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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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佣共
抗战胜利后，厉尔康认为外寇已除，所顾已偿，赶忙请求退役。他辞去了国民政府的一切职务，自此退出军政界。厉尔康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因为不愿意再在这反动政府(指国民政府）之下和那些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地再干下去。要‘革命’，就要‘革出一个真正为国家为人民的政府！’”
1947年，厉尔康在台湾亲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之经过，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十分愤慨。一 这时对他说：“老蒋现在身登大宝，你何不妨复出与腐败分子进行斗争？”但此建议未被厉尔康采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厉尔康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邀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0年9月，厉尔康向毛泽东主席上 书，提出十项建议，同时又致函李济深和龙云，将上述建议中关于解放台湾的内容部分请予指正，并建议号召在台湾的国民党民主人士们回归祖国，为新中国之建设而努力。
晚年岁月
1951年至1962年间，厉尔康撰写出了《从满清的兵制说到禁卫军的消长》、《浙江光复的回忆》、《回忆蒋介石与何成濬》、《一个中国的退役军人正告美国及美国友好各国的军民人士书》等较有影响的文章。
厉尔康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孩，于1967年在上海逝世，终年79岁。
厉尔康由于在军事领域作出了较大贡献分别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华军事人物大辞典》、《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略》、《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等收录。
同年(公元1888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67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