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
[清][公元1824年－1890年，晚清八大名臣]
曾国荃为[清][公元1824年－1890年，晚清八大名臣]
早年随兄曾国藩筹建湘军，清•咸丰六年起独领一军，因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年）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篡《湖南通志》。 光绪像
1856年（咸丰六年）率湘军赴援江西省吉安，对太平军作战，称吉字营，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1860年5月围攻安庆。1861年9月攻陷。1862年（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5月围天京（今南京市）。
1863年擢浙江巡抚。1864年7月攻陷天京，纵兵焚烧抢掠7天7夜，血洗全城。1866年调湖北巡抚，因对捻军作战失败。1867年称病退职。
1875年（光绪元年）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陕甘总督，继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太保衔。《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文献中收入《曾国荃传》等几种主要传记资料和梁小进编撰的曾氏年表。
1890年在南京病卒于任上，终年66岁。谥“忠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行《曾忠襄公全集》（全6册，岳麓书社2006年11月出版）传世，包括奏疏、书札、文集、批牍、年谱、荣哀录共67卷，约175万字。
-丁丑奇荒
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来山西上任。那一年，正是华北、华东、西北九省发生罕见灾荒之年（时称“丁丑奇荒”）的第二年。
“丁丑奇荒”，起于光绪二年（1876），止于光绪四年（1878），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1879）。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多达两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起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真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
是年（1877）的大致情形是：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掉的。
就在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清0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
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清0已经下令：允许各省开设捐局。所以，曾国荃到山西时，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鬻爵”文本，可以筹措款项了。自此，山西得到清0的多项赈灾政策，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
史料记载：当年8月，同样灾荒的河南、山西两省，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同时，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之后，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而且又明确：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几天之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0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
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
-铁桶扬名
曾氏兄弟5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16岁时，跟着他的父亲到京师，就学于曾国藩，很得乃兄的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以诗为别，写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3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史-载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 曾国荃信札
1856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有了“曾铁桶”的外号。
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曾国荃每次攻确一个大城市，或者打了胜仗，总要请假回家一次，置田盖房，大约也是衣锦还乡，炫耀武功的意思，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权倾朝野，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攻下吉安后，曾国荃当然是回老家买田建宅去了。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了沉重打击。洪秀全为扭转危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林绍璋等一批青年将领。首先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后又配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接着又乘胜追击，直下浦口，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随后又在战略要地三河镇之战全歼湘军精锐之师6000余人，湘军大将李续宾、曾国华同时毙命。
正当曾国藩因为三河镇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曾国荃率领他的湘军，攻破了吉安城。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作战勇猛，攻无不克。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每攻下一城，曾国荃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0淫，无恶不作。因此这支湘勇在攻城时，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
-安庆之战
咸丰十年（1860年）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以北的集贤关，开始了对安庆的围攻。安庆位于长江中游，溯江而上则能据汉口、武昌，顺水而下，则南京门户洞开，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湘江准备攻取安庆时，该城已被太平军占领达9年之久。
1860年6月，安庆攻坚战拉开序幕，曾国荃率湘军8000人进逼安庆。在城西、城北开挖长壕两道，造成包围之势，断其军粮。城内太平军屡次出城作战，湘军都坚守壕垒，不轻易越壕迎战，屡屡挫伤太平军的锐气。太平军陈玉成部前来救援，也始终无法突破湘军的阵地。一时间，交战双方全力以赴，安庆的争夺成了关系着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军力消长的决战。驻在长江南岸距安庆几十里远的东流的曾国藩，都可清晰地听到交战的火炮轰鸣声，可见战斗的激烈。在这关键时候，太平军首领陈玉成犯了一个大错，5月19日他率数千太平军赴桐城会合洪仁和林绍璋，商讨下一步行动，却留8千人守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各垒，留4千人守集贤关内赤岗岭四垒，这样就使1万余人的部队陷于孤军作战且没有 曾国荃画像
主帅的境地。5月20日，湘军将领鲍超开始猛攻集贤关外太平军四垒，太平军守将刘琳骁勇善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6月8日，赤岗岭四垒也被湘军团团围住，太平军已是山穷水尽。鲍超派人劝降，有三垒太平军-投降。刘琳率数百人突围，被湘军穷追，一直追到溪河边，太平军已无力战斗，大部被生擒。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整整打了20天，陈玉成的精锐4千余人全军覆没，赤岗岭投降的太平军和随刘琳突围被俘的战士，全部被湘军斩杀，刘琳本人也被肢解。7月7日至8日，曾国荃和湘军水师互相配合，将陈玉成留在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的十八垒全部攻破，太平军8千官兵全部被杀。
这段时间，战争的激烈、残酷，超过了湘军以往参加的任何战斗，一月内，仅在集贤关内外，太平军死亡一万多人。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戮之惨状，连性格极为蛮狠、凶残的曾国荃手脚都感到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
此时，安庆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断绝，只有一些外国商人将粮食偷运过去卖给太平军，曾国荃就派兵士守在航道上，当外国商人的运粮船开来时，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将粮食收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就完全断粮了。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用地道填埋0轰倒安庆北门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已拿不动刀枪，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进屋后便由刀斧手-起来，从后门押出去砍头，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杀完1万多人。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剃头匠”的绰号。进入安庆城后，曾国荃将英王府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全部装上船只，运回湖南荷叶塘家中。
安庆之战，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安庆的陷落，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并赏穿黄马褂。
-目光短视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不堪，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却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犹如惊弓之鸟，也开始纷纷兴办团练自保。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省城被太平军攻占，于是“感念桑梓之祸”，同时认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
1859年初，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在曾国藩幕中，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而是主见甚强，曾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并不固执己见，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也可见曾、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此时上海早已开埠，“十里洋场”中外杂处，富庶繁华，有“天下膏腴”之称。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此时正在倾全力围攻“天京”的曾国藩感到手下无兵可分，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器重，于是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如果上海被太平军占领，如此巨大的财源“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此说利害明显，自然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他的劝说下，曾国藩也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想藉此争得江苏巡抚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经过慎重考虑，曾国藩决定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
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无论在何处作战，都要经常返湘募兵，长期作战在外，兵源终愈来愈紧，此时很难大量分兵援沪。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徐、淮一带民风强悍，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又是他久经历练的“门生”，自然是回籍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早就想“自立门户”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急忙赶回家乡。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召集起来，迅速募兵招勇，加紧训练，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以湘军为“蓝本”的自己的私人军队——淮军。 李鸿章画像
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再三再四地催了又催，老弟曾国荃就是迟迟不动身，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这样，李鸿章就由“辅”变“主”，对他来说，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春1862年4月初，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这月底，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几个月后便实授江苏巡抚。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端赖曾国藩保举。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团练时，曾国藩接进行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曾国藩在复奏《查复-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指责江苏巡抚“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以曾氏当时的地位，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因此迅速任命李鸿章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
对曾国藩而言，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行政权力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对年近四十的李鸿章而言，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一员大臣，虽然从官制上说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身份，顿时豪情万丈，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当然，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真不知如何报答，“伏乞”您从远处赐予批评指教，以免我犯错。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 雨花台
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显然，就个-势隆替而言，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天京”的“头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更能说明曾国荃短视的是，当他九死一生夺下“天京”后，连夜上奏报捷，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日夜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点名痛道：“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将“勋名”难保、不能“长承恩眷”，暗伏杀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如此功勋卓著，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显然，对曾国荃来说，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得到实际利益，而将“克复天京”的头功让与他人。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宏图伟业”。
-深入天京
1862年春，曾国藩开始部署进攻天京。他又把主攻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曾国荃。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使军队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境。曾国藩替他担心不已，写信劝他暂时后退，以求稳妥之策。但是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准备派李鸿章部前去援助，也遭到他的拒绝。他开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沟，广筑防御工事，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曾国藩见他打了胜仗，又赶快劝其趁好即收，撤兵天京，以保全功业。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云：“贼（指太平军）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和公（和春）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常胜军”的支援。
是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湘军元气大伤。1863年能够-连捷，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都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绩”。到了1864年2月，曾部已将天京合围，7月19日午后，曾国荃的心腹、亡命徒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
湘军入城后，在曾国荃纵容下，肆意践踏妇女，-无辜百姓，到处挖掘窑藏，掠夺财宝。湘军所为，令人发指。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稀世珍宝盈筐满箱，难计其数，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为了消赃隐罪，他还纵兵放火烧房，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破坏极为严重。曾国荃还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点烧引信，打到江中。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福王洪仁达（洪秀全二哥），并大肆杀戮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则是他贪得无厌，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四弟开缺回籍。
-晚年生涯
曾国荃开缺回籍后，心绪不佳，不久得了一场大病，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谕，起任湖北巡抚、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在任山西巡抚期间，正逢晋地久旱无雨，赤地千里，曾国荃多方措款、筹粮，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1866年春调湖北巡抚，8月奉命帮办军务，镇压新捻军，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次年5月复称病退职。1875(光绪元年)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翌年调山西巡抚。1881年升陕甘总督，旋乞病开缺。1882年5月调署两广总督。1884年2月署礼部尚书。8月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中法战争起，受命督南洋水师赴援闽、台，阳奉阴违，敷衍搪塞，11月被革职留任。翌年开复。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1889年加太子太保衔。1890年曾国荃病逝于南京，时年67岁，谥忠襄。有《曾忠襄公奏议》存世。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
同年(公元1824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890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