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
[明]
王士性为[明]
王士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对于他的身份定位，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差异较大。当时的文坛一般比较看重他的文学，把他看成是一位文学家。世俗则比较看重他的政绩，把他作为一位政治家。诸如《台州府志》、《临海县志》都把他列入《名臣传》。由于士性好游，他游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有不少人将其看作是旅行家或旅游家。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最新的说法，称王士性为人文地理学家，当然，还不是一般的人文地理学家，而是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临海人。士性自幼贫而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性磊落不群”，中万历五年(1577)进士，初授确山知县，历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云南澜沧兵备副使、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太仆少卿、南鸿胪寺卿等职。
王士性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大略有《掖垣稿》、《朗陵稿》、《入蜀稿》、《燕市稿》、《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三种均属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五岳游草》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是王士性宦游天下的原始素材，文体上还带有明显的游记性质。《广游志》的篇幅很少，大体上有点像小结。当然，这不是对自己游历的小结，而是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在地脉、形胜、风土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对民族、宗教、语言、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加以考察后的小结。晚年息游以后，他以更深刻的理念，更科学的方法，更多
边的思维，全心身地投入了《广志绎》的撰写工作。 这一部著述的最终脱稿是在王士性人生终结的前一年──万历二十 五年(1597)。他于这一年的中秋节完成了全书的最后写作，同时写下了自序：“书成，自为叙曰：夫-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又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宬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这是此书的大旨，“无深言，无非深言”，显然道出了王士性对《广志绎》的成书还是很自负的。他把这一部书一共分为六卷，一方舆崖略，二两都，三江北诸省，四江南，五西南，0夷辑。在序言的末尾，他还特别表明，“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缺焉”。如果我们用心细细的去研读，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人文地理学专著，不但在华夏至今还没有与之伦比的同类专著，即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领先的水平。书中精辟的论述太多了，这里不妨稍稍录示一些，算是“奇文共赏”吧。 他对货物的聚散是这样记述的：“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
《广志绎》
，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论文化地理的差异如：“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 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故所在风俗之差异尤大，不要说省与省之间有别，即一郡一邑亦多不同，王士性对此述之甚详。如谓浙江一省：“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般帨，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慨，鲜富商大贾。”而浙东又可分为三大区系：“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又述饮食之习不同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以其敏锐的眼光，在十六世纪就已萌发了旅游的“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提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出发点虽然朴素，但其意识价值已属无量。杨体元说得好，此书“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人地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把这两者的关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无疑以王士性为第一人。其中最值得我们回味的论点就是：“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如果人们都能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自然环境就不会恶劣到如今的地步，我国的水土流失更不会严重到现在的样子！在西方，所谓人地关系中的适应论与生态论的提出要迟到1930年，即黑格尔所提出的相似观点也要比王士性迟二百多年。
王士性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大略有《掖垣稿》、《朗陵稿》、《入蜀稿》、《燕市稿》、《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三种均属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五岳游草》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是王士性宦游天下的原始素材，文体上还带有明显的游记性质。《广游志》的篇幅很少，大体上有点像小结。当然，这不是对自己游历的小结，而是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在地脉、形胜、风土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对民族、宗教、语言、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加以考察后的小结。晚年息游以后，他以更深刻的理念，更科学的方法，更多
边的思维，全心身地投入了《广志绎》的撰写工作。 这一部著述的最终脱稿是在王士性人生终结的前一年──万历二十 五年(1597)。他于这一年的中秋节完成了全书的最后写作，同时写下了自序：“书成，自为叙曰：夫-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又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宬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这是此书的大旨，“无深言，无非深言”，显然道出了王士性对《广志绎》的成书还是很自负的。他把这一部书一共分为六卷，一方舆崖略，二两都，三江北诸省，四江南，五西南，0夷辑。在序言的末尾，他还特别表明，“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缺焉”。如果我们用心细细的去研读，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人文地理学专著，不但在华夏至今还没有与之伦比的同类专著，即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领先的水平。书中精辟的论述太多了，这里不妨稍稍录示一些，算是“奇文共赏”吧。 他对货物的聚散是这样记述的：“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
《广志绎》
，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论文化地理的差异如：“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 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故所在风俗之差异尤大，不要说省与省之间有别，即一郡一邑亦多不同，王士性对此述之甚详。如谓浙江一省：“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般帨，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慨，鲜富商大贾。”而浙东又可分为三大区系：“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又述饮食之习不同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以其敏锐的眼光，在十六世纪就已萌发了旅游的“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提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出发点虽然朴素，但其意识价值已属无量。杨体元说得好，此书“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人地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把这两者的关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无疑以王士性为第一人。其中最值得我们回味的论点就是：“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如果人们都能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自然环境就不会恶劣到如今的地步，我国的水土流失更不会严重到现在的样子！在西方，所谓人地关系中的适应论与生态论的提出要迟到1930年，即黑格尔所提出的相似观点也要比王士性迟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