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
[清][公元1859年－1898年，戊戌六君子]
刘光第为[清][公元1859年－1898年，戊戌六君子]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邨，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
祖籍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四川富顺赵化出生，系清初湖广填四川客家后人第七代。家贫，勤读，于光绪九年（1883）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国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不可。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政变发生，四章京及康广仁、杨深秀同被捕，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人物评价
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政府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
人物小传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赤子之心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正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刘光第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的热情时时在他胸中翻滚奔流。当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清军战败的消息。刘光第激动了，要L书皇帝，贡献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上 书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内容很丰富的《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即要光绪帝不让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权力搞好国家。他的上司见到这文字，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代奏，还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上 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慷慨就义
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维新派。王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人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受人尊敬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文学成就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治学严谨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
“刘君不死”
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泸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沟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
同年(公元185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898年)去世的名人：
祖籍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四川富顺赵化出生，系清初湖广填四川客家后人第七代。家贫，勤读，于光绪九年（1883）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思救国救民之策，非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不可。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赏他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政变发生，四章京及康广仁、杨深秀同被捕，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人物评价
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政府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
人物小传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赤子之心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正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刘光第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的热情时时在他胸中翻滚奔流。当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刘光第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但传来的却是一个个清军战败的消息。刘光第激动了，要L书皇帝，贡献扭转战局、夺取胜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职低，上 书言事于法不允，但“缕缕愚忱，不能自已”。他奋笔写出内容很丰富的《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之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即要光绪帝不让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权力搞好国家。他的上司见到这文字，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代奏，还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走向高潮。康有为发起成为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保国会”，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欣然前往参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诏“明定国是”，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变法。七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次日，光绪帝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行走，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新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
这时的军机处，实际上成了变法维新的参谋部。当时光绪帝变法之心甚切，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条陈多达数百起。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呈光绪帝裁夺。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光绪帝颁布了“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举，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一系列诏书，以“决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朝廷内部斗争加剧。刘光第目睹“国脉一丝悬鬼手”的朝局，深感“亲贵握权，母后掣时”的严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欲摆脱“当关老虎”，希望变法尽早获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中洁身自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曾谈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场风行的“炭别’一类贿赂，而在争权夺利的朝廷中处境困难的事。他说，军机处官员每年可分银五百两（贪婪者远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赔之数尚小，现在“每年须于赔五百金”。又谈到在为军机处领班的亲王做寿时，同僚们都去祝贺，惟他不往。他早有“罢去返乡井”的打算，只是苦于无钱，而“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变法尚有一线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罗织了很多罪状，谓之“叛逆”，上 书请杀。光绪帝交谭嗣同按条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这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慷慨就义
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袭击，将光绪帝软禁起来，并用皇上的名义发布诏书，开始大肆搜捕和-维新派。王天后，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人狱。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态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刑狱因狱词未具，欲审不能，见此着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审讯，慈禧就下即行处斩之命。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受人尊敬
刘光第死后，乡人把他的灵柩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文学成就
刘光第自幼喜爱文学，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衷圣斋”为刘光第自命之名。经后人增补，共收录有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等在内的散文54篇，诗歌260首。据说刘光第常常是“积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说“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刘光第最喜读杜甫、韩愈的诗，也擅长于作诗，其风格在韩、杜之间，题材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他留下的描写号称天下独秀的峨眉山的诗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顶》写道：“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丽的山河就是祖国的化身，而祖国河山，处处使他激动。面对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蹂躏，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诗中写道：“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深沉地表达了在祖国危难之际的一颗与祖国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梦中凡《遗愤》等诗，既对国外反动派的侵略本性以无情揭露，又对导致祖国倍受-的国内反动势力以诅咒，无不洋溢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治学严谨
刘光第治学严谨，“醇粹严肃”。为文学昌黎，说理透彻，“气骨森辣”，文笔洗练犀利。他还书法学颜真卿，练得一手好字，“时辈难于抗手”。
“刘君不死”
当刘光第的灵枢运回四川船过三峡时，沿江人民结队相送，各码头纷纷燃香设供，临江祭奠。沿岸纤夫，自动帮助拉船，有时多达两百余人。由泸州转沱江，到达他的家乡富顺赵化镇，家乡人民家家执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从全省各地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公祭文中有这样的话：“汉唐遗秽，邦国其怀！沟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则天那样乱国乱政，杀戮忠良，而为了正气，志士仁人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斗争下去。在那样的时代下，一个小镇的人民能这样自发地为刘光第举行盛大的追悼会，敢说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壮举，也充分表明“刘君不死”。
同年(公元185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898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