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楷
[宋]
梁楷为[宋]
梁楷（生卒年不详），祖上为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后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他是南宋宁宗（约13世纪）时宫廷画院的著名画家。与他同时代的人居简称他“梁宫干”，外号“梁风（疯）子”。他主要活动在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尤以“减笔画”著名，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是南宋重要的人物、山水画家。
梁楷除了善画人物、山水外，还善长画鬼神、道释、花鸟、舟车等。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梁楷被授于画院待诏，并赐给金带。他不接受，将金带挂于画院内飘然而去。梁楷性好嗜酒，不拘小节，行为不羁，敝屣尊荣，一杯在手，笑傲王侯。他思想敏捷，才华横溢，画路宽阔，虽然师法于贾师古，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步形成了挥洒自如、淋漓飘逸的风格。梁楷的画，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细笔画”，宗法于唐代的吴道子、北宋的李公麟，衣褶用尖笔作细长撇捺，转折劲利，称为“折芦描”；二是“减笔画”，继承了五代、宋初的石恪，寥寥数笔，概括飘逸。这种减笔画，其画法是使笔墨少得不能再少，信手拈来，便状情状物，精炼传神。梁楷既受南宋画坛时风的影响，又以他的艺术创作实践影响着南宋画坛风气的好转。梁楷所处的南宋时代，中国的人物画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代，每况愈下，其优势地位逐步让给了花鸟画、山水画。此时；发端于兰、竹、花、草以传神写意为己任的文人画也开始起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人物画的发展和创作。梁楷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标新立异者，特别以他的减笔人物画使南宋画坛面貌为之一新。梁楷的花鸟画，在骨力和格调上，就较多地给人以动荡不安感；他的减笔人物画，无论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还是以现实人物为描绘的对象，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表现了一定的要求，愿望和主导倾向，-的局势与平和的心态的强烈对比和落差，以及时代的共性和画家的个性两者结合中所产生的“实中求虚”的超脱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梁楷虽是一个“御前画家”，但他并不随波逐流，而是注重表现自己的风格。因为这个原因，元代的夏文彦便正式提出梁楷“减笔画”的概念并为此命题。梁楷的画，其特点体现“飘逸”这一点上。他在用线上，脱胎于传统画法而升华了“逸”，使得狂放而有规矩可循，恣肆而有绳墨可中，其“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使率意挥洒和自由奔放相结合，让情之所钟，线之所至，一切从情出发，做到笔简意赅，雄健中不失文雅。这种线条，也是中国的书法游龙走蛇、自由奔放的风格在绘画艺术上的反映。周履靖《夷门广牍》评论梁楷的用线时，主要归纳为“撇捺折芦描”、“钉头鼠尾”、“尖笔细长”等，这是很有见地的。正是用笔的疾缓、顿挫、起伏，速度感和力度感等，构成了作品的节奏和韵律，用质感和空间感传达出人物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在用线上就要表现出“飘逸”。在用墨上，梁楷的作品在变线为面的绘制过程中，表现了用墨即用线，使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表现出梁楷绘画艺术的“墨如新”。梁楷很少大片用重墨，而总是大片用淡墨，在极简练的线条中，使画面清朗、透明、雅致，作到“惜墨如金”。在立意方面，梁楷突出表现了神韵和强调抒发胸意，并将其渗透到整个创作构思过程中。他画《孔子梦周公》、《庄周梦蝶》，立意于“梦”，勾勒数笔，梦幻迷离；他画陶潜持菊行于古松之下，立意于“悠”“闲”二字，画法工致，意态恬适；他画佛道像，立意“恭谨”、“超脱”，使其“脱俗”。总之，梁楷能够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使画面产生不同的情趣，并能直抒胸臆地从人物本身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身份、气质和心态，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在笔墨简练淡适中给人一种“飘逸”感和飞动感，使之产生出以静显动的强烈艺术效果，使绘画这门视觉艺术的视觉形象更逼真、更完整、更和谐、更统一，达到“精而造疏，简而意足”的艺术境界，使之以一当十，曲尽其趣，把胸臆流泻在视觉画面上，传情达意。这是梁楷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他最有代表性的减笔画名作《李白行吟图》，只有人物的头部稍微具体，衣服等其它地方，寥寥数笔，抓住了诗人在运思佳句中微妙动态的一刹那，就把李白豪爽、洒脱、放逸和恣情汪洋的神态刻画出来，毫无雕饰和斧凿的痕迹和矫揉造作的习气。在画面上，李白的衣袍两痕轻墨从肩部一拉到底，稍施顿挫，则形质兼备，有血有肉，完成了由形似到传神的全部过程。即使面部，也着重表现了诗人“行吟”的表情，简笔到不能再减了。就骨法用笔而论，梁楷的每幅作品都各具特点。他的《寒山拾得图》，就不同于他的《李白行吟图》。《寒山拾得图》的笔墨铺陈较为具体，却粗细兼具，神采飞扬。这幅杰作，画家以饱含水分的泼墨扫描出二仙童的散发，两痕凝炼的淡墨细线代表了人物的肩臂和背部，粗大的破笔扫描出衣袍的下摆和袖身，若断若续，似缀似连，勾勒巧妙，结构准确，寓意无穷。梁楷以禅宗为题材的作品《布袋和尚图》，也是一幅形神兼备的佳作。这幅珍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梁楷一生所创作的作品颇多，仅就目前见于文献著录的，就不下50余幅。他的减笔画对后世的徐渭、朱耷、原济、金农、李鲜以及现代的画家齐白石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梁楷是一位受儒、道、释三教思想影响的一代大家，开一代绘画艺术之风，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而他的减笔人物画，则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的新天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观念和发展潮流。
梁楷除了善画人物、山水外，还善长画鬼神、道释、花鸟、舟车等。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梁楷被授于画院待诏，并赐给金带。他不接受，将金带挂于画院内飘然而去。梁楷性好嗜酒，不拘小节，行为不羁，敝屣尊荣，一杯在手，笑傲王侯。他思想敏捷，才华横溢，画路宽阔，虽然师法于贾师古，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步形成了挥洒自如、淋漓飘逸的风格。梁楷的画，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细笔画”，宗法于唐代的吴道子、北宋的李公麟，衣褶用尖笔作细长撇捺，转折劲利，称为“折芦描”；二是“减笔画”，继承了五代、宋初的石恪，寥寥数笔，概括飘逸。这种减笔画，其画法是使笔墨少得不能再少，信手拈来，便状情状物，精炼传神。梁楷既受南宋画坛时风的影响，又以他的艺术创作实践影响着南宋画坛风气的好转。梁楷所处的南宋时代，中国的人物画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代，每况愈下，其优势地位逐步让给了花鸟画、山水画。此时；发端于兰、竹、花、草以传神写意为己任的文人画也开始起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人物画的发展和创作。梁楷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标新立异者，特别以他的减笔人物画使南宋画坛面貌为之一新。梁楷的花鸟画，在骨力和格调上，就较多地给人以动荡不安感；他的减笔人物画，无论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还是以现实人物为描绘的对象，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表现了一定的要求，愿望和主导倾向，-的局势与平和的心态的强烈对比和落差，以及时代的共性和画家的个性两者结合中所产生的“实中求虚”的超脱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梁楷虽是一个“御前画家”，但他并不随波逐流，而是注重表现自己的风格。因为这个原因，元代的夏文彦便正式提出梁楷“减笔画”的概念并为此命题。梁楷的画，其特点体现“飘逸”这一点上。他在用线上，脱胎于传统画法而升华了“逸”，使得狂放而有规矩可循，恣肆而有绳墨可中，其“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使率意挥洒和自由奔放相结合，让情之所钟，线之所至，一切从情出发，做到笔简意赅，雄健中不失文雅。这种线条，也是中国的书法游龙走蛇、自由奔放的风格在绘画艺术上的反映。周履靖《夷门广牍》评论梁楷的用线时，主要归纳为“撇捺折芦描”、“钉头鼠尾”、“尖笔细长”等，这是很有见地的。正是用笔的疾缓、顿挫、起伏，速度感和力度感等，构成了作品的节奏和韵律，用质感和空间感传达出人物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在用线上就要表现出“飘逸”。在用墨上，梁楷的作品在变线为面的绘制过程中，表现了用墨即用线，使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表现出梁楷绘画艺术的“墨如新”。梁楷很少大片用重墨，而总是大片用淡墨，在极简练的线条中，使画面清朗、透明、雅致，作到“惜墨如金”。在立意方面，梁楷突出表现了神韵和强调抒发胸意，并将其渗透到整个创作构思过程中。他画《孔子梦周公》、《庄周梦蝶》，立意于“梦”，勾勒数笔，梦幻迷离；他画陶潜持菊行于古松之下，立意于“悠”“闲”二字，画法工致，意态恬适；他画佛道像，立意“恭谨”、“超脱”，使其“脱俗”。总之，梁楷能够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使画面产生不同的情趣，并能直抒胸臆地从人物本身刻画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身份、气质和心态，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在笔墨简练淡适中给人一种“飘逸”感和飞动感，使之产生出以静显动的强烈艺术效果，使绘画这门视觉艺术的视觉形象更逼真、更完整、更和谐、更统一，达到“精而造疏，简而意足”的艺术境界，使之以一当十，曲尽其趣，把胸臆流泻在视觉画面上，传情达意。这是梁楷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他最有代表性的减笔画名作《李白行吟图》，只有人物的头部稍微具体，衣服等其它地方，寥寥数笔，抓住了诗人在运思佳句中微妙动态的一刹那，就把李白豪爽、洒脱、放逸和恣情汪洋的神态刻画出来，毫无雕饰和斧凿的痕迹和矫揉造作的习气。在画面上，李白的衣袍两痕轻墨从肩部一拉到底，稍施顿挫，则形质兼备，有血有肉，完成了由形似到传神的全部过程。即使面部，也着重表现了诗人“行吟”的表情，简笔到不能再减了。就骨法用笔而论，梁楷的每幅作品都各具特点。他的《寒山拾得图》，就不同于他的《李白行吟图》。《寒山拾得图》的笔墨铺陈较为具体，却粗细兼具，神采飞扬。这幅杰作，画家以饱含水分的泼墨扫描出二仙童的散发，两痕凝炼的淡墨细线代表了人物的肩臂和背部，粗大的破笔扫描出衣袍的下摆和袖身，若断若续，似缀似连，勾勒巧妙，结构准确，寓意无穷。梁楷以禅宗为题材的作品《布袋和尚图》，也是一幅形神兼备的佳作。这幅珍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梁楷一生所创作的作品颇多，仅就目前见于文献著录的，就不下50余幅。他的减笔画对后世的徐渭、朱耷、原济、金农、李鲜以及现代的画家齐白石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梁楷是一位受儒、道、释三教思想影响的一代大家，开一代绘画艺术之风，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而他的减笔人物画，则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的新天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观念和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