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均时
[公元1892年－1949年]
周均时为[公元1892年－1949年]
周均时，原名烈宗，字君适，1892年11月8日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县南郊文家井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周汇山，早年入城经商，曾任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周均时年幼时，跟随父亲寄居重庆和上海。十二三岁时，在重庆进正蒙公塾，受到同盟会员杨沧白等教师反帝爱国教育的启迪。1906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英语科学习。后就读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1911年8月改为商船学校)。他目睹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下所过的悲惨生活，立志要振兴实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12年商船学校改名为吴淞商船学校，海军宿将萨镇冰任校长。周均时在该校学习成绩名列魁首，毕业实习时，他出色地驾驶“保民轮”前往青岛港，开创我国国民充任轮船船主的先例。
1913年周均时参加成都稽勋局留学生考试合格，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深造，并曾去波兰学习。在欧洲，面对有些外国人藐视中国留学生的言论，他常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他深信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是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的。
1920年秋，周均时学成回国。冬天，他从上海到重庆与董鸿书女士结婚。1922年秋，四川地方政府派他去西欧考察。他认为：“我国贫弱，工业不振，宜多设工厂以裕民生，多办学校广育人才。”1924年回国后，他在上海筹办中欧贸易公司，展销德奥等国先进机械设备，由于当时军阀混战频繁，民不聊生，因而营业萧条，-停业。
20年代中期，周均时接受暨南大学聘请，担任该校高等物理学与数学教授。1927年，东南大学改名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聘请他担任数学教授。1932年，重庆大学扩大招收本科学生，又特聘他担任物理系主任。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内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运动。川军首领刘湘受到全国形势急剧发展的影响，办了一个工业试验所(即小型兵工厂)，特聘周均时为所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他为了“促使刘湘能焕发爱国热忱，顺应民心，团结军民，共赴国难”曾一度应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均时坚决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对台儿庄战役获胜，欢欣鼓舞。他认为，国共两党的真诚团结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因素。后来，当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的政策时，他抨击说：“彼非真能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数量特工为其爪牙，民族无噍类矣!”周均时不顾个人安危，常在群众中讲演，积极从事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深受广大师生和爱国人士的拥戴。
抗战期间，同济大学辗转内迁到昆明，校长赵士卿于1940年7月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教育部的推荐，任命周均时为同济大学校长。他上任后，苦心筹划，千方百计地解决经费、校舍、设备、师生生活等方面的难题。1940年秋，日机不断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他提出分期迁用办法，并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组织全校师生克服种种困难，迁校到四川南溪县属李庄镇和宜宾县(今属宜宾市)。他一面委派专人妥善安排全校师生的食宿生活，一面仔细研究教学计划，增聘专家讲课，提高教学质量。他本人讲授高等数学，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十分关心师生生活，有时还和学生一起踢球，与大家打成一片。
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民主浪潮益见高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公布了各省、市民入选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参议员选举条例。当时周均时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任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在文教界资望高、才干强，被推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他当选以后，在几次大会上仗义执言。他响应上海-保障大同盟的号召，在目睹重庆-宪特横行无忌、侵犯-的状况下，于1946年2月，向市参议会建议组织一个“人身自由保障委员会”，以专门反对各种非法暴行，此举得到胡子昂等正派议员的支持。当化龙桥地区警察分局长杨安中，因一名区保干事在路上没有向他敬礼，发生争吵，就大施淫威，拔枪乱放，结果打死了行人熊生渠。周均时获悉后，在一次参议会上又大声疾呼，要求严惩凶犯，以保障民众安全。由于他的呼吁，又因社会各界舆论的抨击，国民党市政当局和地方法院-将杨安中撤职法办。
不久，周均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为重庆地区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重庆大学罗竟忠教授发起的“谈论时事，结识好人，交换应付时局办法”的转转会。他常发表追求民主进步、反动专横-的言论。他气愤地说：“反动家伙这样造孽作恶，妄图垂死挣扎，又有何用，非垮台不可。”
1948年冬，淮海战役展开后，周均时、何鲁、税西恒等共同召开应变问题座谈会，邀请了重庆私立大专、中学中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教授、教师以及大公、新民、世界三家报社的负责人共计四五十人参加。这次会议针对时局变化，痛斥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种种暴行，一致推举周均时等人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订出章程，开展活动。该会对推动重庆文教界的民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加紧镇压所辖地区内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周均时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他参加了以杨杰为首的“七人小组时局讨论会”，赞同“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方针，积极从事策反工作。由于国民党军统特务打入民革，掌握其内部情况，周均时等于同年8月24日，在重庆先后被捕入狱，白公馆监狱。
周均时在狱中，拒绝提审，痛斥特务横行。特务头子曾对他说：“只要你不再参加民革活动即可释放”。遭到周均时严正拒绝。他在狱中心胸开阔，每天除读书外，还与同室难友下棋，有时还向难友讲述一些科学理论。有一次，他对青年难友周居正说：“居正，你是一个青年，前途是无限的，时代的巨轮是前进不已的，科学的发达是日新月异的，你们的头脑，一点也不能顽固，才能接受新知识。”他还和周居正讨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他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符号应该从简。文字要使人容易了解，容易学习，容易贯通。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被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和西南进军。为了早日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西南人民，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英勇的第二野战军挥戈猛进。与此同时，盘踞在重庆市的国民党反动派，犹作困兽之斗，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庄严升起后将近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之际，他们又指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军统特务，对被关押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里的2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其中就有我国弹道学、力学专家、教育家，反-、争民主、仗义执言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均时。
1949年11月27日夜，当周均时被押解到旷野杀害前，他放声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年58岁。
周均时牺牲后，重庆和四川人民怀念他，上海和各地学生悼念他。建国后，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高高矗立着周均时烈士的塑像，在同济大学-纪念园里，铭刻着周均时烈士的英名。
1951年8月，但懋辛在《烈士周均时墓表》中写道：“质当天才而术不蹈乎窝臼，体似文弱而气直冲于牛斗，腐心鼎革，临危授首，虽光芒未及发皇，当随贞珉垂于永久。”
(屠听泉陈钟美)
同年(公元1892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9年)去世的名人：
周均时年幼时，跟随父亲寄居重庆和上海。十二三岁时，在重庆进正蒙公塾，受到同盟会员杨沧白等教师反帝爱国教育的启迪。1906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英语科学习。后就读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1911年8月改为商船学校)。他目睹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下所过的悲惨生活，立志要振兴实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12年商船学校改名为吴淞商船学校，海军宿将萨镇冰任校长。周均时在该校学习成绩名列魁首，毕业实习时，他出色地驾驶“保民轮”前往青岛港，开创我国国民充任轮船船主的先例。
1913年周均时参加成都稽勋局留学生考试合格，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深造，并曾去波兰学习。在欧洲，面对有些外国人藐视中国留学生的言论，他常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他深信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是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的。
1920年秋，周均时学成回国。冬天，他从上海到重庆与董鸿书女士结婚。1922年秋，四川地方政府派他去西欧考察。他认为：“我国贫弱，工业不振，宜多设工厂以裕民生，多办学校广育人才。”1924年回国后，他在上海筹办中欧贸易公司，展销德奥等国先进机械设备，由于当时军阀混战频繁，民不聊生，因而营业萧条，-停业。
20年代中期，周均时接受暨南大学聘请，担任该校高等物理学与数学教授。1927年，东南大学改名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聘请他担任数学教授。1932年，重庆大学扩大招收本科学生，又特聘他担任物理系主任。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内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运动。川军首领刘湘受到全国形势急剧发展的影响，办了一个工业试验所(即小型兵工厂)，特聘周均时为所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他为了“促使刘湘能焕发爱国热忱，顺应民心，团结军民，共赴国难”曾一度应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均时坚决拥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对台儿庄战役获胜，欢欣鼓舞。他认为，国共两党的真诚团结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因素。后来，当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的政策时，他抨击说：“彼非真能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数量特工为其爪牙，民族无噍类矣!”周均时不顾个人安危，常在群众中讲演，积极从事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深受广大师生和爱国人士的拥戴。
抗战期间，同济大学辗转内迁到昆明，校长赵士卿于1940年7月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教育部的推荐，任命周均时为同济大学校长。他上任后，苦心筹划，千方百计地解决经费、校舍、设备、师生生活等方面的难题。1940年秋，日机不断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他提出分期迁用办法，并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组织全校师生克服种种困难，迁校到四川南溪县属李庄镇和宜宾县(今属宜宾市)。他一面委派专人妥善安排全校师生的食宿生活，一面仔细研究教学计划，增聘专家讲课，提高教学质量。他本人讲授高等数学，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十分关心师生生活，有时还和学生一起踢球，与大家打成一片。
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民主浪潮益见高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公布了各省、市民入选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参议员选举条例。当时周均时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任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在文教界资望高、才干强，被推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他当选以后，在几次大会上仗义执言。他响应上海-保障大同盟的号召，在目睹重庆-宪特横行无忌、侵犯-的状况下，于1946年2月，向市参议会建议组织一个“人身自由保障委员会”，以专门反对各种非法暴行，此举得到胡子昂等正派议员的支持。当化龙桥地区警察分局长杨安中，因一名区保干事在路上没有向他敬礼，发生争吵，就大施淫威，拔枪乱放，结果打死了行人熊生渠。周均时获悉后，在一次参议会上又大声疾呼，要求严惩凶犯，以保障民众安全。由于他的呼吁，又因社会各界舆论的抨击，国民党市政当局和地方法院-将杨安中撤职法办。
不久，周均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为重庆地区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重庆大学罗竟忠教授发起的“谈论时事，结识好人，交换应付时局办法”的转转会。他常发表追求民主进步、反动专横-的言论。他气愤地说：“反动家伙这样造孽作恶，妄图垂死挣扎，又有何用，非垮台不可。”
1948年冬，淮海战役展开后，周均时、何鲁、税西恒等共同召开应变问题座谈会，邀请了重庆私立大专、中学中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教授、教师以及大公、新民、世界三家报社的负责人共计四五十人参加。这次会议针对时局变化，痛斥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种种暴行，一致推举周均时等人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订出章程，开展活动。该会对推动重庆文教界的民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加紧镇压所辖地区内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周均时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他参加了以杨杰为首的“七人小组时局讨论会”，赞同“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方针，积极从事策反工作。由于国民党军统特务打入民革，掌握其内部情况，周均时等于同年8月24日，在重庆先后被捕入狱，白公馆监狱。
周均时在狱中，拒绝提审，痛斥特务横行。特务头子曾对他说：“只要你不再参加民革活动即可释放”。遭到周均时严正拒绝。他在狱中心胸开阔，每天除读书外，还与同室难友下棋，有时还向难友讲述一些科学理论。有一次，他对青年难友周居正说：“居正，你是一个青年，前途是无限的，时代的巨轮是前进不已的，科学的发达是日新月异的，你们的头脑，一点也不能顽固，才能接受新知识。”他还和周居正讨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他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符号应该从简。文字要使人容易了解，容易学习，容易贯通。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被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和西南进军。为了早日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西南人民，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英勇的第二野战军挥戈猛进。与此同时，盘踞在重庆市的国民党反动派，犹作困兽之斗，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庄严升起后将近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之际，他们又指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军统特务，对被关押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里的2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其中就有我国弹道学、力学专家、教育家，反-、争民主、仗义执言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均时。
1949年11月27日夜，当周均时被押解到旷野杀害前，他放声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年58岁。
周均时牺牲后，重庆和四川人民怀念他，上海和各地学生悼念他。建国后，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高高矗立着周均时烈士的塑像，在同济大学-纪念园里，铭刻着周均时烈士的英名。
1951年8月，但懋辛在《烈士周均时墓表》中写道：“质当天才而术不蹈乎窝臼，体似文弱而气直冲于牛斗，腐心鼎革，临危授首，虽光芒未及发皇，当随贞珉垂于永久。”
(屠听泉陈钟美)
同年(公元1892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49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