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马勇为[公元1922年－1952年]

　　马勇，原名马忠秀，1922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今藁城市)贾村。父亲马国瑞一生务农，兼作油坊等生意，家境较殷实，其思想开明，有爱国热情，在当地较有声望，抗日时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心村村长和抗日动员会主任。母亲一生勤劳，生性善良，经常接济穷苦人家，在当地口碑很好。家庭的熏陶使马勇在幼年时就受到了追求进步、同情弱者的影响。
　　马勇的童年是在中华民族蒙受危难的时期度过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华北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目睹这一切，使正在读小学的马勇萌发了初步的民族觉悟。高小毕业后，马勇考入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正定七中)。正定七中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进步师生和革命书刊的影响下，他接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1936年，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相继爆发。在国难当头、全国抗日热潮高涨的形势下，马勇的爱国热忱和抗日意志更为坚定。在参加革命后填写的一份军人登记表中，马勇曾这样写道：“高初小时，因年龄小，爱玩耍，时值九一八事变，略有民族意识。中学时正值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抗日意志甚强。”
　　1937年，马勇从正定七中毕业。中学校长带着他们几位学业优良的学生赴北京考学，行至卢沟桥，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和国土沦丧的耻辱。求学无门，只得返回家乡。刚进家门，他就大哭起来，说：“卢沟桥已炸，日本人侵略中国太甚!中国就要-了!没有国家，哪还有我们，我决定不考学了，要救国，要参加革命!”
　　1938年2月，未满16岁的马勇毅然离开家乡，到晋县参加了八路军。同年10月，在束鹿县由李汉英、于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军不久，马勇曾回过一次家，家里人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他坚定地说：“不回来了，不打败日本鬼子坚决不回家!”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生新旅程，直到牺牲，他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在八路军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马勇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和考验。在华北敌后抗日战场上，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马勇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子逐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勇先后担任一二九师独立支队教育干事、冀南军区五分区独立大队教导员、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特务营副政治教导员、东进纵队二团政治教导员、太行军区辉县独立营副政委、太行军区七分区南进支队支队长等职。1945年三、四月间，太行军区七分区组建四十四团，年仅23岁的马勇受命担任该团团长。在执行军事任务的同时，马勇善于依靠人民群众，十分重视和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紧密配合地方政府的工作，对开创太行七分区修(武)获(嘉)武(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太行地区，蒋介石调集数万军队，北渡黄河，强行侵占了已被我军解放的修武、武陟两县，后又强占了焦作、博爱、沁阳等县市。强敌压境，形势十分严峻。而马勇率领的四十四团是一支由地方武工队改编的部队，兵力只有五个连，战士成份复杂，武器简陋，弹药奇缺，甚至有一个连是由会道门师徒组成的混杂队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马勇，面临着改造队伍和抵御强敌的双重任务。
　　在困难面前，马勇率领全团指战员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方面，马勇率领全团始终坚守在焦作、博爱、沁阳等道清铁路一线敌占区，采取远道奔袭、山区作战的方针，伺机杀伤敌人；另一方面，马勇又利用战斗的空闲对部队进行整训，开展阶级教育。经过边作战边整训，四十四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战斗力和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从一支刚刚改编的小团成长为三个营建制的大团。在太行军区七分区其他主力上调野战部队南下作战的情况下，成为分区独撑局面的主力部队。
　　1947年，马勇率领全团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先后解放了沁阳、盂县、温县、博爱、长垣等重镇，粉碎了蒋军的进攻。在战斗中，四十四团的指战员士气高昂，越战越勇。4月，在攻打温县县政府大院时，遭到敌军的顽强抵抗，数次攻击未克。马勇急中生智，令炮兵连将刚刚缴获敌人的两发燃烧炮弹发射到楼房上，同时配以地面的爆破，顿时，敌阵中大火冲天，敌军惊恐万状，纷纷溃逃，我军趁热攻下县城，并活捉了敌县长、“豫北少将游击司令”于锦江。同年9月，在解放长垣县城战斗中，四十四团率先破城，打了一个漂亮的攻坚战，受到豫北指挥部的通令嘉奖。
　　1948年1月，四十四团受命改编为华北第一兵团第十三纵队一一三团，在兵团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由豫北开赴晋南，参加了临汾、晋中和太原诸战役，为推翻国民党阎锡山统治、解放山西全境建立了重要功绩。
　　临汾为晋南军事重镇，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至1948年初，临汾已成为阎锡山集团盘踞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攻克临汾，对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实行战略-具有重要意义。3月5日，马勇率全团随大部队两渡汾河，进抵汾城县境内。不久，发现驻守汾河西岸的涧头、马务之敌有东渡汾河向临汾城内逃窜企图，指挥部立即命令他率团阻击东逃之敌。马勇受命后，迅速率部沿汾河北进，切断敌东逃之路。8日拂晓，向涧头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歼敌700余名，为攻打临汾创造了有利条件。9日，全团顾不上战后休整，冒着倾盆大雨，由洪洞县甘亭镇出发，于10日到达指挥部指定位置——临汾城东南部。
　　临汾城的地势十分险要。它西临汾河，城区地势高，城外地势低，又有高达15米的城墙护卫，城墙顶宽10米，底宽近30米，十分坚固。守敌有阎锡山部六十六师主力、胡宗南部三十旅主力及八个地方保安团共25万人。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又构筑了坚固、复杂的防御工事，企图负隅顽抗。根据这种情况，兵团指挥部制定了先攻占 据点，然后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伺机发起总攻的战役方针。
　　马勇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拔除东关 据点黄土堡，同兄弟部队配合攻占东关。接到命令后，马勇和团政委崔殿臣以及其他团领导经过对敌情和地形的反复侦察，决定以交通沟迫近敌据点，以坑道爆破为主，辅以强行爆破的手段攻克。经过三个昼夜的土工作业，交通沟像蟒蛇般地抵近敌据点。但由于部队初次实行坑道作业，掌握不住方向和距离，再加上敌人不断以小股部队和炮火骚扰，到指挥部指定发起攻击时间时，坑道仍未完成。为了按时发起攻击，马勇决定放弃坑道，实行强行爆破。不料在攻击发起后，因装药不当强行爆破又未成功。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马勇果断命令组织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用梯子强行登上敌阵地，占领了该据点。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打退敌人的两次反扑后，由于地形不熟悉，没有及时发现据点通往关东的暗道，次日清晨，敌军两个连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从暗道出击向我阵地猛烈反扑，阵地得而复失。得知这一消息，马勇再次组织突击队偷袭攻入该据点，经过20多分钟的短兵相接，黄土堡阵地重新回到我军手中。
　　东关攻占后，经过暂短休整，马勇又接受了攻击临汾城东门外壕，为总攻扫除障碍的任务。此时，距总攻开始只有短短两天时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马勇决定组织四个连的兵力同时并进，分别向敌军把守的外壕挖一条坑道。到总攻开始前，九连终于将坑道挖到外壕前沿。5月17日凌晨，攻击外壕的战斗打响，马勇指挥各连分路出击。在敌人六面火力射击的火网内，九连四班(赵世平班，此次战斗结束后，赵世平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出席了全国首届英模大会)进击到东门瓮城外壕外沿的爆破坑内。四班战士在全团火力支援下顽强战斗，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坚守七个小时之久。17时30分，马勇指挥三个连直插外壕，消灭了壕内敌人，终于控制了外壕及前沿阵地。
　　19时30分，总攻开始。在兵团指挥部的命令下，我军数十门山、野炮齐声怒吼，挖到城墙底部的两条坑道一齐爆破，城墙被炸开近40米的缺口，我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和爆破烟雾下迅速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于当日24时全歼守敌。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胜利结束。
　　临汾战役，拔除了敌人在晋东南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配合了我军中原和西北战场的作战，为进军晋中，消灭阎锡山部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临汾战役结束后，未经休整，马勇又奉命率部北进，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围歼了阎锡山十九军军部、暂编四十师及赵承绶集团共七万余人，胜利完成了晋中战役，使太原之敌成为孤军。
　　攻打太原是最后消灭阎锡山集团、解放山西全境的关键战役。太原为阎锡山的老巢，在其多年经营下，筑城坚固，以各类钢筋水泥堡3000多个为骨干，构成约30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加之守敌以10万重兵把守，配备600门火炮，企图困兽犹斗，作最后挣扎。鉴于太原工事坚固，敌我兵力相当，兵团指挥部正确做出“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的作战方针。
　　困守太原孤城之敌，在我军四面包围之下，处境日蹙，粮食发生极大困难。敌军为抢夺粮食，并企图重占榆次，扰乱我军攻打太原的战役准备，遂于10月集结七个师的兵力，分东西两路向南进犯。
　　此时，马勇率团驻守在离太原城约40里的鸣李车站一带。这是敌东路四个师必经之路。在兵团-“坚决守住阵地，不许后退一步”的严令下，他率领全团坚守阵地，顽强抗击企图夺路之敌。从10月2日至4日黄昏，敌军在坦克火炮的掩护下，轮番向我阵地猛攻。我阵地几次被敌人突破，又几次被我军夺回，始终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坚持到4日夜晚，我兵团主力已经插到敌后，完成了对敌军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敌军两个师，其余仓皇龟缩回太原城内。这次战斗拉开了太原战役的序幕。
　　在4日进行的反击战中，马勇不幸负伤，住进医院。此时，我兵团指挥部决定乘初战告捷的有利时机，再接再厉，拿下东山。上级把攻占东山山头要塞的任务交给了马勇团。马勇不待伤愈便回到部队，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东山位于太原以东约10里，主峰海拔500米，高出太原近300米，“四大要塞”牛驼砦、小窑头、淖马、山头由北向南一字排开，被称为太原的“天然屏障”。再加上日寇和阎军多年修筑，工事极为复杂坚固。在这里，马勇率领全团经历了建团以来最为激烈、残酷的战斗。
　　10月30日，攻击山头要塞的战斗打响。由于地形不利，加之对敌情判断有误，连续四次攻击均未成功，部队伤亡很大。在这紧要关头，马勇亲自上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侦察敌情，并及时召开团党委会议，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对峙的态势，果断决定改变一味强攻战术，采取首以夜间偷袭，继以强攻的作战方案。11月10日，马勇将前沿阵地两个营仅余的70余名战斗员重新编为六个班，于凌晨2时摸上敌三号阵地，俘敌30余名，控制了该阵地。天放明后，纵队主力全线出击，终于攻下了山头要塞，消灭了敌人号称八个师番号七个团的有生力量。战后，全团荣获兵团授予的“英勇顽强”奖旗一面。
　　太原被我军包围之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为稳住傅作义集团，防止其南逃，-决定对太原停止攻击，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待平津战役结束再打太原。其间，马勇团正式编入全国解放军统一序列，番号为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
　　平津战役于1949年3月底结束。之后，-命第十九、二十兵团和四野炮兵一师由冀入晋，与十八兵团会合，在徐向前统一指挥下会攻太原。4月20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分十路向太原城及城外据点展开总攻，马勇团在总攻中担负扫清城东南松庄南岭集团阵地和双塔寺据点的任务，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双重攻势下，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至24日，我军全歼太原守敌，历时六个月的太原战役胜利结束。
　　太原战役结束后，-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祖国大西北的作战。
　　1949年5月20日，西安在彭总率领的一野大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威慑下，获得和平解放。但是，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和二马(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他们在蒋介石的密令下，企图乘我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入陕、西安地区防备兵力薄弱的机会，分四路兵马，反扑西安，夺回他们的-老巢。西安地区一时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马勇正奉命率部担任全军前卫团，由榆次出发向西北进军。当部队行至绛县时，突然接到一野彭总电：“西北情况紧急，胡、马纠集17万之众，企图反扑西安，限你们立即赶到风陵渡口。”接令后，马勇立即下达强行军令，要求三天走完几百里路程，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此时正值炎夏，又下暴雨，道路泥泞，但部队士气高昂，每天急行军百里以上，准时赶到渡口。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后，又奉命过黄河，乘火车到达西安，担负起保卫古都西安的重任。
　　为彻底解除胡(宗南)、马(步芳、鸿达)集团对西安市的威胁，并为最后消灭胡、马集团创造有利条件，一野前委遵照-和毛泽东主席“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于7月6日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会上，根据胡宗南集团在陕西扶眉地区兵力较集中，秦岭以南没有战略预备队北援，二马集团因胡马矛盾可能不来援胡等因素，决定发动扶眉战役。
　　马勇所在部队的具体任务是拔除胡宗南集团盘踞顽抗的军事要地——西安城南小五台高地。小五台是西安城南的游览胜地，五座山峰耸立，古木参天，荆棘遍野，地势十分险要，山腰、山顶、隘口均有抗日时期胡宗南修筑的“国防工事”。敌军一个师盘踞在此，企图凭借天险与我军对抗。马勇团的具体任务是攻占敌阵左侧的老原岭阵地，断敌退路。针对老原岭山势险要、敌军重兵把守(敌三十四团在此守卫)的情况，马勇经过反复侦察地形，决定采取智取的作战方针。7月10日夜，马勇率部绕开敌人正面火力点，在向导的带领下，时而攀登七八十度的悬崖陡壁，时而穿行草密林深的羊肠小道，从左侧插入敌军腹地，将酣睡之敌一连人全部活捉，占领了敌阵一侧。次日拂晓，敌人多次进行反扑，均被打退。敌人恼羞成怒，把军官组成“敢死队”，不惜血本，孤注一掷，向我阵地反扑。马勇身先士卒，率部与敌人拼刺刀，经过一场肉搏之战，敌人以40余具尸体为代价溃退山下。傍晚，全团发起总攻，将敌三十四团全部消灭，占领了老原岭。战后，在常宁宫(蒋介石避暑之地)六十一军军部，军-表彰了他们“智取老原岭，用刺刀拼下敢死队”的英勇行为。
　　攻占老原岭为扶眉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扶眉战役的胜利，不仅使退居汉中的胡宗南集团失去了北线屏障，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彻底粉碎了胡马-联盟体系，同时使我军在西北战场的兵力成为绝对优势，为以后歼灭二马集团，解放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12月，-命令十八兵团由陕入川，配合其他部队，彻底消灭胡宗南集团，解放全四川。马勇率领全团担任全军后卫，开始了向西南进军的征程。他们在隆冬严寒、风雪交加的恶劣条件下，徒步26天，日行百里，翻秦岭，过大巴山，征服了自古难以逾越的“蜀道”，顺利进入四川。当部队行至成巴公路时，马勇接到师部电令：“一八一师在潘龙镇揪住敌主力，必须不顾疲劳，兼程前进，参加战斗。”此时马勇团距潘龙镇尚有240余里的路程，马勇率部立即强行军，一天半强行240余里，在江北火烽山山坳内围住敌人一个团。几声枪响，已成惊弓之鸟的千余敌人全部被生擒。
　　四川解放后，马勇率部驻守川北江油、平武一带，开展协助地方建立政权、征粮、剿匪肃特等工作。1950年5月，马勇调任川北军区担任作战处长。刚刚到任，上级的一纸调令使马勇的军事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崭新的军种——空军的组建也在紧张的筹备中。1949年10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空军正式成立。随后，组建航校和培训飞行学员的工作陆续展开。但不久，一个急迫的问题便摆到空司领导的面前：建军之初，虽然陆续从陆军部队选调了一批连排干部学习飞行，并很快掌握了飞行技术，但飞行部队缺乏中高级指挥员，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刘亚楼司令员当面向毛主席建议：选调100名左右年轻力壮、文化较高、素质好的营团师级干部学飞行，以作未来的空军中高级飞行指挥人员。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在三中全会讲话中即席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作了指示，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落实。于是，经过上级领导的多方考察，时年28岁的马勇被列入选调空军的名单。7月，马勇离开了征战多年的野战部队，奉命北上锦州，进入空军第三航校第一期飞行科学习飞行。尽管留恋征战多年的野战部队，但为了新中国空军的建设和发展，马勇还是坚决服从了上级的命令。
　　在锦州空军第三航校里，马勇在教官和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虚心好学，苦心钻研，很快掌握了飞行技术，被评为航校优等生，荣获空司颁布的模范奖状。
　　1951年1月，马勇提前从航校毕业，被空司任命为空军航空兵第五师师长。空五师是空军最早建立的五支航空兵师之一，配备苏制伊尔10强击机，驻防辽宁开原，担负着东北边境的防卫和抗美援朝的机动部队和任务。马勇到任后，针对这支年轻飞行部队的装备特点和作战任务，重点抓了战斗训练和行政管理，迅速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成为年轻空军的主力部队。1951年10月1日，马勇率部驾机飞赴北京参加了国庆检阅，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展示了我空军部队的雄姿。检阅后，马勇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宴请。
　　1952年8月31日，为了再次参加国庆大典检阅，马勇率部队由开原飞赴北京。在从唐山至北京的转场飞行中，因当时气候极端恶劣，密云和浓雾遮盖了全部视野，加上空军处于初创时期，地面指挥、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经验均不足，在飞至玉田县上空时，因采用超低空飞行，飞机不幸触地失事，马勇壮烈牺牲，终年仅30岁。
　　马勇的牺牲，是空军组建以来损失的第一位高级飞行指挥员，为年轻空军的成长壮大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血的代价。马勇牺牲后，空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授予他烈士称号。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将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马勇烈士的墓碑肃立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苍松翠柏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撰写的碑文对马勇烈士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马勇同志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刚毅、顽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始终如一，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不朽功绩。”
　　(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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