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
[公元1865年－1954年]
唐文治为[公元1865年－1954年]
字颖候，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清同治四年八月廿一日（1865年10月10日）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14岁读完“四书”、“五经”，18岁中举,21岁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28岁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等职，最后升工商部尚书。
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认为战事的惨败,在于官吏“因循玩(贪）”，多次奏请清廷整饬政纪，无结果。居母丧后，不再返京任职。他还曾两次出国,到日、英、法、美等国访问考察。在国外所见所闻，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德的结果。他考察英国的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后，决心从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学那样，培养出一批出色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国。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洋公学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次年9月，唐文治奉派任监督（校长）。到任后，着意调查研究，进而调整专科设置，把铁路工程班改设为铁路专科。第三年，又增设电机等专科，把学堂原为培养商业人才为主，转而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接着拟订学制、章程，聘请专科教师，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习工厂，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已初具规模。
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是“尚实”。为了使学生免受“学而优则仕”的旧教育思想影响，他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之多，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他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增设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他也深知,学习西方科技,必须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次年又设立西文科，让学生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英文大会。他尤其重视的是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基础，学问为屋宇墙垣。未筑基础的屋宇墙垣，势必在风雨飘摇中不能久固。并认为道德准则寓于经学中，经学是区分一切是非的永恒标准，他亲自向全校学生讲授经学，十多年从不间断。他编的课本有《曾子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等；并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复，他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并与在沪的张謇、伍廷芳等诸名流致电清摄政王，劝清室自动退位，改行共和政体。并在师生中率先剪去辫子，宣布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堂。民国6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曾授予二等嘉禾章。但当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也冲击着他的道德观和“保存国粹”思想，当学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孔子牌位时，他痛心疾首，把学生领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优秀学生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旋被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为校长。
唐文治一生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为发展教育事业勤奋工作近半个世纪。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陈毅市长的接见。1954年逝世,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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