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墉

仵墉为[公元1870年－1947年]

　　 仵墉(1870～1947)字崇如。陕西蒲城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清末及民国年间，历任直隶(今河北)省乐亭、祁州(今安国)、安州(今安新)、沧州(今沧县)、滦州(今滦县)、临榆(今属秦皇岛市)、长垣(今属河南省)、昌黎、饶阳、赵县、霸县等县知县(知州)、知事、县长达28年之久。他经常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当地民众拥戴。一次，他又只身化装下乡私访。天黑后，发现有人紧紧跟踪，便停步询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安全，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
　　清末至民国初年，天灾频繁，民不聊生。仵在沧州任知州时，遇到大水灾，田禾被淹没，农民无力缴纳田赋。而秋后上司催索，急如星火。他卖掉在京城的房产，给百姓垫出田赋。1929年蒲城大旱，仵闻知后，以薪俸500元兑回，赈济故乡饥民。为表达感激之情，民众在他的家乡贤坡村立了“德行碑”。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向华北步步进逼，县中官绅逃匿一空，而仵却坚守危城不走。张学良问他为什么?他答道：“县长有守土卫民之责，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而置全城百姓死活于不顾。”张深受感动，推荐他担任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
　　随着时局日趋恶化，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因在前方督师，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12日令仵墉暂行代理察哈尔省主席。他曾写信回家，说自己决心效法汉马援以“马革裹尸”还家。然，此时自东北和热河败退下来的军队、机关及逃难的难民拥入察省者不下数十万人；冯玉祥等正在筹组抗日同盟军，又有大批军队、学兵由冀晋入察，使察省军需民用物品十分紧张；加上日军即将由热河西进，察省上下人心惶惶，地方秩序难以驾驭。仵曾以电报向北平军分会请示办法，不得要领后即亲赴北平请示(参见高树勋、张允荣、邓哲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15页)。后留平未归，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仵辞去参事职务，闭门家居，立志以身殉国，决不作汉奸败类。有人多次登门请他到伪满做官，他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严词拒绝，后称病住进医院，避免汉奸的骚扰。日本侵略者进入北平强占了他在钱粮胡同的住宅，他嘱咐家人搬入西城陋巷僻静处租房居住。这期间，他还和友人尚节之、贾佩卿、陈紫伦等结社，组成龙亭会，每逢周六到北海龙亭聚会，吟诗填词，抒-亡之恨和爱国之情。后聚会地点为汉奸察觉，又移到他自己的家里。
　　仵墉恪守民族气节，教育子女不给日本人做事，不入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此时，他已将全家衣物典卖一空，生活仍困难到每天只能喝两顿玉米粥糊口的地步。他的儿子忧愤成疾，49岁贫困病死。他悲痛已极，但仍老泪纵横地告诫家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全家饿死，决不受日伪一粟一缕!”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使他愁眉舒展。生活贫困交加，更加上老年丧子，以至悲痛失明。其胞弟闻讯，寄去路费，劝他回乡。但其弟亦一贫苦农民，寄去的钱不足川资，他又将自己的寿枋卖掉，才凑够买三张飞机票的钱，由其女道洁、孙祖炎护送，于1946年冬回到蒲城贤坡村，行箧萧条，两袖清风，仅有“万民衣”、“万民伞”各一件。他吟诗述怀：“万里荆棘险，三冬冰雪寒。七十八岁叟，居然得生还。弟侄初相见，喜笑杂悲欢。抆泪相问讯，一路尚平安。此喜胜登科，此乐胜迁官。此身得死所，此心得大宽。”原想回归故里聚家团圆，不料其胞弟于1947年春病逝。他悲痛成疾，亦于同年夏病殁。
　　同年(公元1870年)出生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