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东凤

欧阳东凤为[明]

　　潜江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今火车站一带），明朝时期的古地名叫永兴铺。在火车站东约三百米的一片水田里，有十几尊经过四百多年风雨洗涤虽斑驳陆离而屹立不倒的石人、石马，这些石人、石马就是本文要记述的明朝天启年间，享受国葬礼遇的（南）太仆寺少卿欧阳东凤陵墓的墓道神物。
　　人才辈出的家族
　　欧阳东凤（1563～1622），字千仞，号宜诸，明，潜江（杨市办事处十号湖村）人。为了弄清欧阳东凤本人及家族情况，我除了查阅清康熙、光绪年间的两部《潜江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潜江旧闻录》（以下简称《旧闻》）、《湖北文徽》（以下简称《文徵》等史志外，曾先后无数次深入十号湖村，寻访欧阳家族的后人，以期从中找到欧阳东凤更多的史料，这其中既有遗憾，也有收获。
　　我从该村欧阳家族第四十五世孙、现任支部书记欧阳庆丰那里了解到，欧阳氏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文革”前庞大的欧阳宗祠就建在现在的欧阳东凤陵墓旁边，“破四旧”时拆除建了左桥公社的办公场院，其族谱也在那个时期被抄出全部烧毁了。他还带我看了明朝时期官府专门为欧阳东凤用青石板铺成，从其“归鹤洞”通往古县城的大道，名曰“官道”。据悉这条全长五华里的官道，旧时有“五里三碑”之说。我们沿旧时官道认真踏寻，路面的青石板早已没了踪迹，但终于在五组一小水塘旁见到了当年官道旁边一块巨大的立碑用龟形基座，当地人根据其碑形，称之为“乌龟碑”，路碑可能沉没在水塘之中了。
　　为寻找欧阳东凤的家谱，时任潜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孙士清（其母姓欧阳，就是十号湖一带的人），带我寻访了与十号湖村紧邻的七湾村五组，退休在家七十二岁的欧阳福春老师，可惜他们与欧阳东凤并非同一祠堂，但他告诉我可能收藏有欧阳东凤族谱的人。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欧阳黎明也给我找来了一套十二卷《欧阳氏宗谱》，这套族谱系“六一堂”，可惜他们也不同谱，不过我在第一卷中发现了欧阳东凤万历二十九（1601）为这部族谱写下的《欧阳氏通谱序》一文。费尽周折，我于2013年11月26日，还是在十号湖村七组欧阳茂盛家中，找到了民国五年（1926）欧阳东凤族谱的一部分。其族谱应该有十卷，而我只见到了其中有欧阳东凤等上下十世记载的唯一一卷。从这份家谱等相关史料中，我了解到欧阳东凤家族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五世在朝廷为官。
　　族谱中记载，欧阳东凤这一支，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从江西安福县迁徙到今十号湖村的，此处古地名叫永兴铺。迁潜始祖是安福欧阳族的第二十七世，名叫欧阳叔谦，到潜后他娶妻生四子，分别取名浃涧、浃渊、浃源、浃海，由此繁衍出了今天十号湖村的欧阳大家族。欧阳东凤的伯父欧阳柏，是欧阳氏迁潜的第三代（即第二十九世），在明隆庆二年（1568）就高中进士，曾任浙江义乌知县、云南副使；其堂兄欧阳东白，是万历十六（1588）举人，曾任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知县、广东德庆知府；堂兄欧阳东升，举人，曾任四川合州通判；侄子辈的欧阳，乡试举人第一，曾任乾州知州、廉州知府、兵备副使；侄子欧阳爌，简州同知，欧阳燧，盱眙知县；孙子辈出了通判欧阳壡（ruǐ），训导欧阳坪、欧阳墀；曾孙欧阳瑊（jiān），成县知县。十号湖村（永兴铺）明清时期欧阳家族在《县志》中有功名记载的二十多人。
　　欧阳东凤的爷爷名浃海，是迁潜的第二代，生有三子，即欧阳檄、欧阳相、欧阳栱，长子欧阳檄生一子，即欧阳东凤。因子贵父荣，赠封为中宪大夫、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从小聪慧好学，孝敬父母，《县志》（人物列传）对欧阳东凤其开头是这样写的：
　　字千仞，号宜诸。十四而孤，母卧病弥年，晨夕汤药，有咯血阻，跪而食之，吁天而泣，祈以身代。居母丧，服未阕三日，不与县试。后卒以补童子遗，俱拔第一。
　　即他十四岁那年父亲逝世，不久母亲又病卧于床，东凤“晨夕侍汤药”于母亲病榻前。其母在弥留之际，咯血啖不畅，他跪下吸之，并悲痛欲绝哭泣地祈求以身替母而死。母亲辞世后，三天丧期未满，正赶上县里选秀（才）考试，他守孝而弃考。县令闻之此事，十分钦佩其孝道，又得知其家庭十分贫寒，而求学还需银两，决定赠田二百亩于他，欧阳东凤以“非自力得之”而婉言谢绝。后学使得知这些情况，决定让其补考入学。入儒学后的欧阳东凤更是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万历十三年（1558）欧阳东凤乡试中举人。次年他入京城春闱不第，又过了三年，在万历十七年（1589）他再次赴京参加殿试，终于如愿以偿高中进士，实现了古时候中国读书人“金榜题名时”的最高梦想。他是永兴铺欧阳家族相隔二十一年后的第二位进士（第一位是他伯父欧阳柏），也再次为欧阳家族后人树立了读书致仕的榜样。随后，堂兄欧阳东白、侄子欧阳中举者络绎不绝。
　　为民-的知县
　　欧阳东凤中进士的当年（1589）即被授兴化知县（今江苏泰州兴化市）。从他主政兴化主持修编的《兴化县志》及所撰的《兴化县志序》（见《湖北文徵》第三卷，以下简称《文徵》）文中得知，当年滨长江北岸的兴化县，“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穷，物力少绌”，水患频频，是一个时常靠朝廷赈济过日子的穷县。
　　《县志》和《文徵》记载，他到兴化不久就遭遇到了特大水灾。为了救灾及走访慰问灾民，他乘一艘小船横渡于湖中，突然狂风怒号，惊涛骇浪，岸上的民众惊恐万状，有的甚至被惊吓得哭喊起来了，可“凤怡然不动于色”。当他看到“大水困城”，“二百里竟成湖海”，老百姓“或移居城头，或借楼佛舍，或寄身树杈，或结葑（fēng，指芜菁、杂草）水面，而熏蒸风日之下”，还有很多人因水灾“扶老携幼，-载途”等情景后，心中满是悲悯之情，回到衙署即向知府和巡抚呈报灾情，请求拨粮赈灾和减免税赋，可州、省府长官却以“江北（今扬州、泰州一带）州邑被水淹者众”“或谓蠲（juān，免除、除去之意）停过多，恐他邑援例以请”而搁之不予理睬。
　　这下可让爱民如子的欧阳东凤急坏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奋笔疾书越级-皇上，请求拯救灾民，减免粮赋。我在《文徵》中发现了欧阳东凤当年写下的《奏请拯援灾民疏》（以下简称《奏疏》）一文。这篇二千多字的奏折，悲悯灾民情真意切，请求赈灾说理充分，要求减免粮赋煞费苦心，甚至有不少可能丢掉官帽或引来杀身之祸的犯上直言，现简要摘录其中几段。他暗指皇上赈灾迟缓时写道：
　　皇上非常之恩或有所待，愿小民身处汤火，以日为岁，望皇上拯援如望上天之膏泽，日复一日，恨不旦暮遇之。此何等状，而尚可以揖让雍容处之也。
　　写老百姓受水淹三个月后的悲苦之状：
　　欲刈（yì，割草）草而无草可刈，欲罟（gǔ，用网捕鱼）鱼无鱼可罟，欲卖儿而谁买其儿，欲鬻田而谁受其田。有屋者拆屋卖其薪，有牛者杀牛卖其骨。
　　老百姓现在是“医疮剜肉，苟延旦夕”。
　　兴化百姓受水灾后，朝廷不仅没有下拨钱粮拯救，州府-以“皇粮不可蠲”为由，还派税吏下来催收缴纳当年和历年所欠钱粮。欧阳东凤不予配合，并为老百姓呈情，公开论理抗税。税官请示上峰要求革其职，他全然不顾。并在奏疏中坦陈其利害：
　　若复追催钱粮，则轮纳后期不足为异，逃亡接踵不足为忧。臣所大恐者，绿林、赤眉、黄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此频遭饥馑，复疲税敛，穷困无聊之大众耳。万一东啸西聚，日滋月蔓，不亦乱哉。
　　接着他又写道：“以大邑所不能担之重赋而诛求弹丸之穷邑，臣又知其必不能也”。他还列举昔日尧舜之世，老百姓遭洪水后，税赋可宽限十三载；文景之朝，老百姓都很殷实，但凡遇灾害者，田租也还减半征收。要求皇上下诏蠲免兴化此前欠钱粮，待三年后，再量力征收，并请皇上将他的薪俸一并拿去救灾。
　　欧阳东凤为拯救全县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越级直言-之气魄的确令人佩服不已。皇上可能被他的耿直忠心所打动，终于获准“减浮粮二万担，蠲积逋一万余两”，使兴化大批犯逃税罪的农民获得了新生，也使兴化老百姓终于能回到家园正常生产生活了。同时，他在兴化还修了永兴仓，其《重修永兴仓记》一文收录在《文徵》中；明万历《兴化县志》还记载，为减轻兴化水患，他还-州府开石达之河口，并留下了《开石达口书》一文。
　　功垂史册的知府
　　欧阳东凤因在兴化知县岗位上大得民心，政绩卓越，万历二十一年（1593）入京城刑部任职，后擢升刑部郎中（正五品）。明朝的各部郎中，一般都赋予其“谏官”或称“言官”之职责。欧阳东凤在这一岗位上，不畏权贵，将其职责发挥得淋漓尽致。（南京）国子监祭酒（即明朝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职从四品）冯梦祯，浙江嘉兴人，是当时极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是诗人和书法家。欧阳东凤参奏他“-0”，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罢归”。两广（广东、广西）总督陈大科，也是朝廷重臣，陈“毁家募勇”想振兴大明王朝之威风，但他也骄横自负。欧阳东凤就直言上疏他抗倭保民多有失误，应受责罚。由此东凤直言忠臣誉满朝野。
　　从顾宪成所著《明史·欧阳东凤传》得知，万历二十七年（1599），欧阳东凤由京官调任广西平乐（辖今广西平乐、荔浦、蒙山、昭平、钟山等九县市，衙署在平乐）知府，官职由五品擢升从四品。平乐是一个以瑶、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山而贫困，且教育落后，民性野蛮。他主政平乐后，先是“东跨凤凰山岭，南瞰大江，西北带乐水”进行广泛地走访踏勘。每到一地，他对少数民族“皆相亲如子弟”，劝他们识字读书，教他们讲仁义、知礼节，并挑选一批“俊秀者入学”。一时平乐重教兴教成风，重文崇礼之风尚广为传播。当他得知，税吏横行于乡里，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时，自己亲自出面调停，对收过头税和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之作法，“东凤力抗之”。从《广西通志·城池》中我们还得知，“欧阳东凤见南门右、北门左马道城垛逼窄，动支库银督工增高城垛，开马道四百三十四丈，重建三门城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东凤是一位能干事、肯干事的人。于是朝廷将他从偏僻落后的广西调到江南鱼米之乡常州府任知府。
　　万历二十九年（1601），欧阳东凤履新到达常州任时，这里官场上此前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即下辖知县都要备上一份厚礼迎俸新任知府大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东林党的八君子之一高攀龙在《毗陵欧阳守纪略》（以下简称《纪略》）中写道：“新守到任，五县饰供帐，所值千金，公至尽撤，还之。自制布帷瓦器，日费钱不满百文”。毗陵是常州的别称。欧阳东凤上任伊始就别具一格，不为官场陋俗所困，即以清正廉洁之举立于常州。
　　欧阳东凤对自己苛刻至极，但对常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等却十分舍得投入。《纪略》写到欧阳东凤“积公用千金复修龙城书院”“东林书院”。龙城书院是明初常州人为纪念北宋著名的理学家、龙图阁大学士杨时所建。欧阳东凤复建后，既用于祭祀乡贤，也用作学子读书之地。东林书院旧时就是常州士子们聚会讲学的主要场所。欧阳东凤重建这两个书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万历年初，皇帝朱翊钧年幼张居正任首辅时，为禁锢天下学士议朝政，曾要皇上下诏“尽毁天下书院”。虽然这时张居正已悲怆地倒台了，但皇上是很不喜欢学士们议政的。欧阳东凤却认为书院是教书育人、士子议政、课徒讲学所必不可少的场所，岂能以一人好恶而兴废。这两个书院复建后，成了常州失意士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一大批江南名仕讲学、议政的中心，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党”的阵地。欧阳东凤也时常应邀去书院讲学。东林书院学子聚会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议论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的是开放言路，整治吏治，廉洁奉公，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于是东林书院“往来酬答，商榷辩论，闽、浙、江西且有远来之朋，一时彬彬称盛”。这样就有了万历末年，皇帝宠幸的佞臣、宦官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诛杀。好在崇祯帝给东林党人全部进行了平反，后来士子都以是东林党为荣。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期间，不仅建书院、倡学术，而且还兴修水利，造福民众。常州东郊有个叫芙蓉圩的地方，原是湖泊之地筑堰而成，常因水患无收，多是贫民在此耕作。后经几代人修筑，成了旱涝保收的丰腴之地，这时一些-和豪强抢占圩中高地，危害民田。老百姓为此“投牒告状”州府多年，而前任都“俱畏惧不敢言”，欧阳东凤“激浊扬清，抑强扶弱”，判定官户、豪强拆除内坝，并组织民众疏通低处渠道，“内圩围埂、坝岸、石洞、石闸，靡不备举，圩民赖焉，相与颂公之仁，载公之德”。常州人宋寀（cài）特地写了一篇《欧阳东凤芙蓉筑堤记》，描绘出了当时筑堤后之胜景：“余观蓉湖一周，圩内之田尤为沃壤，夏秋之交，黍谷垂花，麻桑遍野，至于枕山带河，绿荫千顷，堤柳汀葭，池荷掩映，此亦湖中之胜概也”。
　　欧阳东凤治理常州时还做了一些至今人们都称道之事。从《纪略》等史料中得知，一是断案如流。“每受讼词数百页”“皆以崇朝发出，民无伺候之苦”，小案则告之利害予以调解，凡大案“其不行者必破”；对地方的“大窝大猾，悉擒锢囹圄”；对“积年大盗灭赃”者，也绳之以法，使常州出现了极为祥和的景象。二是严管胥吏。他不许胥吏横行乡里，盘剥百姓；不许增加苛捐杂税或收过头税而扰民。有次，县里上解官银入府库，他“至吏秤座右”，一眼就看出其中有几包银子过秤有诈，“立抶（chì，用竹子或鞭子打人）吏人”问罪，大家都以为他是神人，弄得“胥吏不能牟一钱，擒奸人巨盗且尽”。三是勤政好学。他特别爱读书，每当饭毕他就“手不释卷”；处理公务时常夜不多寐，“文移往来，日至夕发，不滞信宿”；接待乡绅礼貌待客，和蔼可亲，大家都十分敬重他。因他正气凛然，所有人对他“无敢干以私”。
　　欧阳东凤在常州任职四年，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离任。当时，常州府在明朝末期能成为全国议政中心和舆论中心，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欧阳东凤居功至伟。他的人格魅力在常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当魏忠贤来剿杀东林党人时，常州人民奋起-，这与欧阳东凤正直的为官态度、开明的治理方式及开启民智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奔波故里的乡贤
　　欧阳东凤在常州离职后，即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任颍州兵备副使。此次任命欧阳东凤官职并没有上升，但将他从文官改任武官是对他的器重和重任。因为此时的明朝已内外交困，政权处于岌岌可危之时。仅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内忧就有江西景德镇民众为瓷窑而民变；云南人民不满苛税而-；河南睢县杨思敬率众起义；武昌发生“楚宗之乱”；军队因军饷不到位或克扣等累生哗变。外患有鞑靼从西北不断侵袭陕西、甘肃；女真基本占领了东三省，并不断进犯山海关长城。还有朝廷内党争你死我活。-之时，朝廷就更重视选派优秀人才充实军队。《县志》记载，欧阳东凤“旋备兵颍上，勤简练，禁包折，清驿递，墨吏望风解绶，幡戟所至，风霜肃然”。也就是说，他在兵备副使这个岗位上，工作认真负责，也是卓有成效的，军队被整治得纪律严明，威风凛然，就令史记官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欧阳东凤在兵备副使任上大约四年，因身体欠佳的原因，他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辞官归里病休了。
　　欧阳东凤因病致仕归里养病后，他并没有一蹶不振避世隐居，首先是“杜门著述”“辄引避之”。据《文徵》和《旧闻》记载，他病休时，在黄汉垸其三层楼阁的“一枝斋”别墅里，写出了《我乾篇》《说易》《素风居士集》《自在居偶笔》《一枝斋腐谈》《闲中漫纱》《蝶轩漫书》《毗陵闲话》《昭州暇笔》等十四部著作，有些文章现今《四库存目》《湖北通志》《湖北文徵》《常州府志》等史书上还收藏在册。
　　欧阳东凤虽然潜心著述，有杜门谢客之意，但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县志》记载：“惟事关邑利害者，则不殚力争”。即他对事关家乡利益的大事，一定会据理力争，甚至殚精竭虑。诸如清丈田地，疏河筑堤，议赈救灾等事关民生的事他都十分关注。因其德高望重，县令也都很尊重并采纳他的意见。为缓解每年夏秋之季汉江洪水对县境南岸淹没等侵害，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也就是病休回潜的第二年，与知县王念祖分别-承天知府（明朝嘉靖年间潜江从荆州府改由承天府辖），要求开通县境汉江北岸（今天门张港、多宝等地当时属潜江，1954年才从潜江划归天门辖）的泗港河。泗港本来就是汉江在潜江段分流的一条支流，仅万历二十六年、二十八年，潜江知县曹珩、潘之祥等先后多次就筑堤、疏挖、整修过泗港水道，但万历二十八年后，当地豪强为保自己不受水患侵扰，在奸吏的默许之下，将泗港水道竟陵（今天门）段给堵塞了，让潜江民众遭受更惨烈洪涝灾害。
　　从《文徵》（第三卷）收录的欧阳东凤《与承天太守议开泗港书》文章中，真切地了解到他对故土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在《书》中对承天知府说，潜江滨临汉江“上流澎湃，下口壅塞，水一入潜，永无出路，而泗港一河原为宣泄故道。适奉按台批词，方在勘议”，水流有其自然规律，“我阻其来，谁肯独当其往乎。况且来也，不过以竟陵应泄之上流还泄于原有之故道，非潜江之水以竟为壑也”，“潜江四面皆洿池，与竟陵半壁皆沃壤者熟苦熟乐”，道理很清楚，恳请你们“从公分剖，力为主持，以解倒悬，以息嚣争”。
　　雍正《湖广通志》有他的一篇《与两院议开泗港书》。这是欧阳东凤为开通泗港河再次向省府的-。他写道：“尝闻水无全利，亦无全害。通之则利，壅之则害”，泗港之河再被堵塞，系“附港市豪有利而筑口，以停商船而私垄断者”，“实为太府司马校为祟”，“豪民见太府虐焰稍衰，遂改而倚竟陵为重”，“水之经行自有故道，由承天（钟祥）而下，一支从泗港通竟陵，一支从夜汊河通县西而通监利，一支从芦洑河经通潜沔”，如果潜江人也将夜汊河（今东荆河）、芦洑河（今通顺河）河口堵塞，那岂不危害下游了吗？“况潜竟同为台宪赐履之地”“凤自忘葑菲，粗陈梗？，伏乞台宪委官查勘”。竟陵-认为开通泗港之河将危及城池，那么，“相去百里之竟陵既恐危城，而二十里之潜江，何以独无户牖之忧。如一语无验，凤当与父老子弟受斧钺之诛”。一病休在家的四品-，如此关心黎民百姓之疾苦，而屈尊直言-府台、宪台呈情，其为民-的赤子之心的确令人感动不已。
　　欧阳东凤还十分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他在县河东岸的黄汉垸建“正果庵”，为佛教信众及僧尼提供-场院，可惜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县河溃堤，正果庵被洪水冲入深潭之中。《县志》还记载，他对时任县令以小弓（古时一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丈量土地，将丈量后多出的土地据为官有之做法十分不满，“凤条陈置于法”“计改朱侯熙洽清丈额弓”“民害以除”。即他向县令宣-度，要他学习前任知县朱熙洽（前面有传）的做法，并促使其改变了错误做法，为百姓除去了担心田地被侵占的心头之患。
　　《县志》还记载，他在现在的陵墓不远的豹湖之滨（今十号湖）建有一栋三层楼别墅，他的同年挚友、时任湖广按察副使董文敏为此楼题名为“归鹤洞”，他自己还另取一名，称之为“一枝斋”。别墅一楼用于“聚群徒子弟之秀者课艺其中”，二楼是他起居、著述之地，三楼用于藏书。其用于教书育人、著述的别墅《县志》记录了其中的雅致：别墅“在河东，亭榭参差，台沼逶迤，环古木千章”。他曾自题《曲柳铭》保留在《县志》中。铭曰：
　　谁铸尔形，鞠躬道周；含烟拂草，迎飔（sī，凉风）弄柔；尔游尔钓，我纶我钓；意不在鱼，爱尔风流。
　　当时《县志》的编撰者朱士尊写完《欧阳东凤传》后，仍然感觉意犹未尽，在其传后又专门加了一段约一百字的“按语”，按语最后写道：“公清望在朝，慈惠在野，算仅服官，数同伯道。造物者尚可问耶？又何怪乎庸碌高位，薄刻永年者之援以自解也”。
　　死后国葬的名宦
　　欧阳东凤因病致仕归里正值他的盛年期，大约年近五十岁。我从多方史料查证，欧阳东凤得的是肺结核病，俗称“痨病”，当时是不治之症。且这一病是他孝顺其母亲，亲自为得了痨病的母亲吸所咳血痰传染上的。按常规得此种病休归里，就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静养，从上述他致仕归里后的言行，我们知道他除了潜心著述之外，还是一位忧国忧民、闲不住的人。
　　1621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寿终正寝，熹宗帝朱由校继位了。封建帝王每当登基都会施行平反冤狱，大赦天下，招募名人雅士、奇才贤德之人，封赏名宦良臣。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病休在家的欧阳东凤因“公廉卓异”被皇上看重，“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仆少卿”，而“凤三疏乞休”。也就是说欧阳东凤被熹宗帝任命山西布政使司副使（相当于现在副省长之职），并授太仆寺少卿衔（四品），他却三次上奏皇上推辞不就任。这既有其身体欠佳的原因，也有其淡泊名利的想法，同时，也不排除他对党争激烈、岌岌可危明末王朝丧失了信心。
　　欧阳东凤当时名扬四海，县府、省府的-对他也极为敬重。从《县志》上得知，潜江县令特地从他所居住的归鹤洞，修了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通往县城五里长的官道，而当时县城内的街道也还未全部铺上青石板，五里长的青石板道路，其造价远远高于现在五里长的柏油路。可见县令及家乡人民对他的敬重之情。
　　从《文徽》（第三卷）上看到了欧阳东凤当年写下的《辞两台建坊书》得知，当时，省上的“两台”（“抚台”“宪台”，或“藩台”“臬台”合称。明清时期指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即湖北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即省长和监察官）为表彰他的功德，决定拨专款为他建设功德牌坊。欧阳东凤知道后，不愿图一己之虚名而劳民伤财，态度坚决而又恳切地予以推辞。他向两台呈情，反映是年潜江灾重民饥，城池倾危，请求上峰用此资金修城赈灾，为广大民众造福。书中写道：“况敝邑以昨岁稼穑之无秋，米价昂贵，今春淫雨连月，二麦难望，万口嗷嗷，莫必其命”“县城西南一带，城脚塌陷，危于累卵，而北隅有捍水石矶，亦渐次崩颓，离城不满二十丈，失今不治，将来金汤化为垮池”“愿如下主持于上，俾令君得展布于下，共成此千秋之业。”而“两台”又坚持要为他建坊，欧阳东凤不得不又写了《再辞建坊书》。此书再次说道：“敬三熏三沐，百叩百祷，佈（bù，意同布）此鄙悰（cóng，心情）。伏乞俯察畴昔无违心之言，收回成命”“惟台慈垂谅”。
　　欧阳东凤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的确令人钦佩。他在晚年，自知抗拒不了死神的召唤，不久将离开人世间，最后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无头无尾的墓志铭，题目叫《浮休老人墓志铭》，全文三百多字，没有逝者的姓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对在世所做之事的溢美之词。铭文写道：“吾自有真面目，无籍他人刻书为也。请载名氏，曰：名何常有，呼之天地也”“请记生卒，曰：忘乎其来者谁始，昧乎其往而谁止”“欲以功业自见于世，未竟所表而归”“世俗志法一切汰去，惟存吾名。铭曰：浮休子”。这篇铭文，如果不是收集到他的系列作品中；如果不与当时历史背景结合；如果不认真研究他的一生，一般读者根本看不出这是为谁写的墓志。
　　天启二年（1622），病魔缠身而年仅五十九岁（注：《县志》记载他“卒年四十九”有误）的欧阳东凤遗憾离开了人世。常州等地的士民听到他的死讯后，不少人自发地千里迢迢跑到潜江进行悼念，常州、承天知府，湖广行省等分别上疏请朝廷祀其名宦。他在常州时的学生、时任礼部尚书的孙慎行上疏熹宗帝，建议给其国葬礼遇获准。朝廷拨专款，并赐按大明王朝王公的墓葬规格安葬。孙慎行还为其写了墓志铭。按当时的原貌，其墓道前还应该有“两台”为他立的功德牌坊。据《县志》记载：清初顺治十五（1658）傅家湾（今十号湖与莫市村交界处）县河堤决，大水将一枝斋和归鹤洞冲没为潭，仅余欧阳东凤自题“曲柳铭”一石于断堤间。水退后留下了今天的石人石马的墓冢。
　　在明朝只有皇帝或经皇上下诏后的亲王、公侯才能在陵墓前修墓道，摆放比真人真马略大一些的石人石马，不是有钱就能享用此墓葬礼遇的。这正像在封建社会黄色只有帝王家才能使用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参观过北京的明十三陵和钟祥市的明显陵，就知道欧阳东凤的陵墓前的这些石人石马与前述陵墓前俑道上的石人石马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其规格略小，数量略少。2014年1月15日，我在欧阳庆丰的陪同下，再次踏访欧阳东凤陵园，我仔细数了一下，石人、石马、石羊、石狮各两尊，共八尊，相向约十五米对称摆放成墓道，墓道最前面是两根华表柱，墓冢高出地面约三米，占地约十亩。在墓道东面，潜江市政府2009年6月所立“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不知被谁毁坏推倒在地。从我所掌握的史料得知，在明朝享受过此国葬待遇的-除了欧阳东凤之外，还有两人。一是明洪武年间的兵部尚书王敞，葬于南京今江宁区，朱元璋赐予其国葬，其墓前的石人石马至今还保存着；还有一位是明崇祯年间，重庆府巴县知县段高选，朱由检赐予其国葬，其墓葬前的石人石马早被人毁掉了。
　　欧阳东凤去世后，《大明一统志》多处有其宦迹记载；《广西通志·名宦》，《江南通志·名宦》均有记载；《湖广通志》《潜江县志》等多处有其记载；《东林列传》称他为“明三百年来循吏第一”；百度百科“人物”有专栏；《中国历史大辞典》（第四卷）、《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史志书上专条。江苏常州旧时的名宦祠有其位，武进县（今常州武进区）将他与著名的海瑞一同供奉祭祀，亦称之为“三百年来第一循吏”；潜江乡贤祠将他作为“后贤蔚起”之榜样。他的父亲欧阳檄也被诰赠“中宪大夫直隶常州知府”，母亲许氏和他的妻子李氏均被赠封“恭人”。
　　附注：一代名宦生卒年月都不清楚就这样与人面世，我总感觉意犹未尽。这里我将欧阳东凤的生卒之年及辞世年龄再作一点补充论证。首先，我认为康熙《潜江县志》的编撰者朱士尊先生所写《欧阳东凤传》（以下简称《传》）中说他“卒年四十九”有误。按此《传》所言：欧阳东凤万历年间病休在家，“熹宗朝，以公廉卓异，特起南太仆寺少卿”。就算是熹宗天启元年“特起”，或“卒”，这年是1621年，依此减四十九年，他应该出生于1572年。而同《传》记载：“万历乙酉举孝廉”，这年是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也就是说欧阳东凤十三岁就乡试中了举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古时候规定十四岁才能参加县里选秀考试，考中者才能以秀才身份入儒学（县级最高学府）。一般在二十岁左右中举人就是奇才了。《传》中的这类矛盾还有多处。按欧阳东凤的挚友高攀龙《欧阳守记》（以下简称《记》）所言：“欧阳东凤万历辛丑守常州”，这年是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万历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者，共四十八年。如果按《记》推算，到熹宗天启元年（1621）“特起”，相隔整二十年；就按《传》推算，欧阳东凤在万历十三年，二十岁时中举人，到熹宗天启元年“特起”也是五十五岁了。经多方查阅史料，我认为欧阳东凤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于熹宗天启二年（1622），享年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