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

周镐为[公元1908年－1949年]

　　周镐，又名治平，字继文，化名道隆，1908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的一个贫农世家。其父周玉廷靠租种佃田和卖柴维持全家生计。周镐6岁进入私塾读书。14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成呈中学，1927年毕业。在中学期间，周镐不仅学业上进，而且极为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寻求救国道理。然而，在那军阀混战，狼烟四起的旧中国，周镐无法认清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以致他一步入社会，就陷入了一条荆棘丛生的狭路之中。
　　1928年，周镐怀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愿望，考入了桂系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十九路军创办的随营军官学校(后改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习。该校被蒋介石把持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学习内容贯穿着蒋介石的-政治。周镐对此十分不满，在一次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校方发现后，以“思想不纯”为借口予以除名。离校后， 周镐经同乡介绍，加入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第十九路军被撤销，周镐亦取道上海回乡。途中，由于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到江汉关下船时，被汉口宪兵拘捕。无独有偶，负责审讯的宪兵团长是周镐的旧交，遂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串通，力劝周镐加入军统。周镐在不了解军统性质的情况下，-于1935年正式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先后被委任为军统武汉站成员，广东税警总团缉查股股长、暂编第八师谍报队少校队长、军统广东督察、重庆军统局第一科上校科长等职。周镐为人正直，对军统内的争权夺利，欺上压下乱捕乱杀，吃喝嫖， 等不法行为深切痛恨。日常生活中，他十分俭朴，烟酒不沾。尽管他手中掌握着大量经费和金条，但从未挪用过。他经常叮嘱部下：“我们是在沦陷区，万事要考虑后果，个人事小，抗日事大。”可见，周镐虽然身居军统要职，却没有泯灭一个农民儿子的良知。
　　1942年，正当抗日战争处在紧张阶段，蒋介石却消极抗战，加剧-。与此同时，汪伪政权也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蒋介石勾结。重庆方面由军统局负责与南京大汉奸周佛海联络。于是，周镐受军统局委派，携带电台到南京与周佛海接头，职务被晋升为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1943年，周镐又被汪伪政权委任为少将科长、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总参议、无锡行政专员等职。周镐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周旋于汪伪高层人士之间，不久与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伪军将领建立了关系。
　　就在这一年，周镐意外地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凭老乡加同学的关系，两人频频往来，相见恨晚。日久天长，周镐毫无顾忌地向徐楚光倾吐了在军统内的苦衷，发泄了对国民党一肚子的不满。徐楚光在没有完全摸透周镐底细的情况下，只得善意相劝，进而旁敲侧击地引导周镐审时度势，把握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周镐越来越崇拜这位同乡、同学，徐楚光也对这位身在魔窟中的老乡格外关注，两人的友谊日益加深。徐楚光若明若暗的启示，为周镐后来的人生转折产生了直接影响。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1日，周镐在南京通过地下电台得到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和重庆方面的指令，便开始秘密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
　　8月14日，周镐被委任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8月16日，南京指挥部成立。当天，周镐以迅雷不以掩耳之势，接管了日伪的报社、电台、财政部等重要机关，封存了银行、仓库，控制了宪兵队。至晚，又通宵不眠地在指挥部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电台讲话稿、指挥部第一号布告以及审查第二天的报纸清样。
　　17日，南京市民手里出现了两张面目一新的报纸——《建国日报》和《复兴日报》，套红标题均为“胜利专号”，两报分别报道了军委会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及周镐在南京电台讲话的消息，还刊登了指挥部第一号布告。同时，周镐下令这一天全城-，责令伪-宪到指挥部报到听命，然后开始在城内搜捕汉奸。先后逮捕了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鲍文沛、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罪大恶极的汉奸。伪陆军部长肖叔萱因拒捕被毙，伪-院长陈群畏罪 。这些正义之举，南京市民莫不为之拍手称快，然而却引起南京日伪军、政界的恐慌，因为周镐的行动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其他派系和日伪汉奸也趁机反扑。一时间，威胁恐吓的信件纷纷飞到周镐的家中。周镐对这些卑鄙手段不屑一顾，继续进行他的接管工作。
　　正当周镐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时，重庆方面不断收到周镐“通共”、“-”等内容的报告，继而怀疑周镐与中共有联系，认为他“不听重庆指挥”、“有损于军统抗日政府形象”，于是鼓动日伪军来压制周镐。17日下午，驻南京的日伪军包围了周镐所在的指挥部，冈村宁次亲自出马，假意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谈判受降事宜，等周镐进入日军司令部后，立即遭到软禁。就这样，周镐组织成立的“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只行使了两天的权力，就-瓦解。
　　随后，日军将周镐转交军统，被戴笠扣押在上海监狱八个月之久，直到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周镐才得以出狱。但此时的周镐已今非昔比，早被军统晾在了一边。眼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中有的加官进爵，有的发接收横财，有的成了红人，而自己则屡遭怀疑和拘捕，成了-的牺牲品，他越想越对国民党万念俱灰。在赋闲的日子里，周镐偶尔从中共报刊上看到中共官兵团结抗战的消息，心中仿佛升起了一线新的希望。他想到了好友徐楚光，如果徐楚光是共产党的人，一定会帮他摆脱这不人不鬼的处境。在那段时间内，周镐经过反思，他的信仰开始发生了新的质变。
　　就在周镐对国民党和军统产生动摇之际，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委主任徐楚光登门拜访了周镐。久别重逢，周镐欣喜万分。在过去的多次交往中，徐楚光看出了周镐为人耿直，良心未泯，不仅有着民族的正义感，而且还间接地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因此，徐楚光这次到南京，就是想争取周镐加入革命阵营。于是，徐楚光在与周镐重叙友情的同时，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的形势，还送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多次暗示他弃暗投明。周镐凭着他多年军统的职业敏感，已对徐楚光的身分明白了七八分，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当徐楚光起身告别时，周镐再也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即向徐楚光了解共产党对反正人员的政策。徐楚光大喜过望，认为争取周镐的时机成熟，但约定改日再谈。
　　1946年6月的一天，徐楚光按约定时间，再次来到南京鼓楼二条巷5号周镐的家中，与周镐做了开诚布公的恳谈。徐楚光希望周镐挣断桎梏，反戈一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只要将功补过，我们党是既往不咎的。周镐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对我党的宽宏大量十分感动，当即向徐楚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既然共产党信得过我，今后一定勇往直前，决不反悔。”从此，周镐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徐楚光根据周镐的有利条件，交待他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情报和对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郝鹏举等部进行策反，从而瓦解敌军力量，配合我军战场攻势。周镐欣然接受了任务，并郑重地向徐楚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徐楚光根据周镐的表现和要求，立即将他的情况向中央华中分局领导人谭震林、邓子恢作了汇报。谭震林、邓子恢亲自签署了周镐任中共京(南京)、沪、徐、杭特派员的命令书，华中分局正式批准周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周镐入党后，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接受党的考验。他在日记中立下誓言：“十死余生，须尽全力为革命而奋斗!”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8月上旬，徐楚光和周镐拟定了工作计划，具体由周镐负责南京、上海、徐州、安庆等地伪军的策反工作，同时搜集敌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作战意图等方面的情报。
　　为了掩护工作，周镐主动向保密局(即军统改称)申请，在上海静安寺组建佛教训练团。经毛人凤同意，保密局任命周镐为少将直属组长。周镐利用这一身份，经常穿梭于京沪之间，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
　　战斗在敌人心脏，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周镐早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拼命为党工作。1947年底至1948年4月间，由于叛徒出卖，徐楚光等同志不幸被捕，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作计划遭到严重破坏。叛徒还供出了周镐与徐楚光的关系，周镐即被保密局以“通共”嫌疑，两次遭逮捕。由于徐楚光等在狱中宁死不屈，加上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致敌人找不到周镐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任何证据，周镐才得以脱险。徐楚光被捕后，原第三工委的工作由郭润身负责，周镐很快与郭接上了关系，继续进行对敌策反工作。但是，保密局已对周镐的行动加强了注意，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不遗余力地派出30多名特务跟踪周镐。党组织为安全起见，遂安排周镐回苏北解放区待命。
　　离开-笼罩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周镐感到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好像回到了家乡一样。党和人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从敌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勇士。
　　周镐对解放区的一切备觉新鲜。这里的官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里的军民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耳闻目睹解放区的一切，周镐为自己选择的这条光明之路感到自豪，从而更加坚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下定了对共产党誓死不二的决心。
　　在解放区的日子里，周镐为了彻底改造思想，洗掉身上的污泥，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的章程。他先后读完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十几种革命书籍和文章。通常学习，周镐进一步懂得了人生价值，懂得了共产党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她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有一条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正确路线。而蒋介石之所以遭到人民反对，是因为他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因而注定要失败。在比较和鉴别国共两党的性质后，周镐终于认准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唤醒更多国民党官兵觉醒，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新华社撰写了《蒋政权的黑幕》、《蒋帮拾零》、《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等大量揭露和鞭挞国民党蒋介石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跟着蒋介石没有任何出路!”
　　在解放区，周镐生怕脱离群众，为根治旧习，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考验。组织上考虑到周镐的特殊情况，在生活安排上特别照顾，但周镐谢绝了组织照顾，他认为，既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就应和同志们一样，没有任何理由搞特殊化。他在日记中勉励自己：“务必做到与解放军战士一样，绝不容许有两种生活也。”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主动搬出领导给他安排的住房和战士住在一起；每天和战士们一道步行七八里路，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几口窝头，从没叫过一声苦和累。这对于一个在军统内过惯舒适生活的周镐来说，的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短短几个月的解放区生活，周镐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他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苏北解放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曹荻秋、贺希明、饶子建、吴觉等亲切地接见了周镐，并对他的自觉磨炼、勇于吃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48年底，我人民解放军以徐州为中心，发起了淮海战役。周镐从新华社的广播中，不断收听到我军前线的胜利捷报，心情格外激动。眼看推翻蒋家王朝指日可待，他不愿袖手旁观，要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于是，他亲自致函中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要求再入敌营，敦促孙良诚部起义。陈丕显接信后，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指示。
　　周镐肩负着党交给的重任，于9月下旬动身，10月6日抵达宿县。随即，周镐将写好的致孙良诚书，派人送往孙的司令部所在地——睢宁。信中敦促孙认清形势，早日起义。
　　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为了拉拢孙良诚这支杂牌军来弥补前线兵力的损失，以保存嫡系的实力，竟将孙良诚部扩充为第一○七军，并擢升孙良诚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第一○七军军长，所属军官晋升一级。孙良诚不仅没有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反而感恩戴德起来，因此，他把周镐的信搁置一边，矢口不谈起义之事。对于孙良诚的执迷不误，周镐十分气愤，他在日记中斥责道：“殊不知加官进爵，即送进坟墓之时。”
　　为了争取我军主动，减少战斗伤亡，上级指示：“对孙良诚部的起义，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要作十分的努力。于是，陈丕显于11月8日、11日两次电示周镐，不要放弃争取孙部起义的任何机会，最低限度也得让孙部保持中立。周镐接电后，火速率人向睢宁进发，到达睢宁时，孙良诚已率部向徐州方向奔逃，其中有一个师已被我军包围在双沟。在硝烟滚滚中，周镐冒死赶到第一○七军军部，当面向孙良诚晓以利害，指明出路。与此同时，我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第一○七军副军长兼第二六○师师长王清翰，里应外合，配合周镐行动，率先软禁了军部和第二六○师团以上军官。孙良诚见大势已去，才亲笔签署了所属各部就地下放武器的命令。就这样，我军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迫使孙部5800余人放下了武器。我军共获各种04000多支、子弹30万发、六○炮27门、山炮40门、炮弹800发、汽车23辆、骡马80多匹以及大批电讯器材。孙部的投诚，不仅为我军争取了战略主动权，减少了伤亡，同时也动摇了整个淮海战场国民党的军心。党的历史不会埋没周镐在这次策反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孙部投诚后，周镐再次奉命对驻蚌埠的刘汝明兵团进行策反。11月26日，周镐让孙良诚、王清翰各写一封信，派人送往刘部，等待对方反映。不料，孙良诚这个表面投诚，心怀鬼胎的两面派，竟趁机委托亲信副官尹燕俊到刘部向刘汝明求情，说：“劝刘起义是假，求救脱身才是真。”由于周镐与孙良诚有着多年的交往，轻信了孙的“诚意”，以至收到刘汝明的诈降信后，仍对刘汝明部起义充满信心。
　　1949年1月4日，尹燕俊带来刘部特务团团长、刘汝明之子刘铁军，专程“接应”我方人员到蚌埠洽谈起义事宜。周镐不知是计，遂于翌日携孙良诚、王清翰等一行13人抵达刘铁军的团部。敌先设法将孙良诚调开，然后命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一拥而上，将周镐一行全部-起来，随即押送-二厅。押送途中，周镐一行又被毛人凤劫持到保密局，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看守所。
　　周镐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始终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机密。毛人凤恼羞成怒，急将周镐一案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气得目瞪口呆，下令“立即处决”。
　　1949年春，周镐被敌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时年41岁。
　　周镐牺牲的消息传到解放区后，党和人民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特别党员而悲痛。周镐短暂的一生，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最终还是坚定地投入了党的怀抱，直至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他“十死余生，须尽全力为革命而奋斗”的誓言。他的无畏革命精神，就像雨花台的苍松翠柏一样，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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