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衡
[公元1830年－1900年]
李秉衡为[公元1830年－1900年]
中法战争
原任知县。光绪五年（1879年），当冀州知州。再二年升为永平知府。十年后（1884年）担任任广西按察使。 中法战争时，李秉衡主持龙州西运局。隔年和冯子材获得“谅山大捷”。彭玉麟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光绪20年5月担任安徽巡抚。
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五月授为安徽巡抚。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调李秉衡为山东巡抚。
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后，旅顺防务吃紧。清廷命已于十月移驻烟台的李秉衡派兵增援，李却“专顾一隅”。山东省群吏曾请求“增募二十营以塞登莱诸海口”，李秉街坚执不许。十一月四日，清廷再命派四营“即日拨队前住”、但缓不济急。十二月十三日，海城陷后，李秉衡方令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军北渡赴营口援辽东”。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清廷闻日军有进攻威海之说，电渝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逡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十八日，李秉衡电疏：威海后路“情形均属万紧，惟有就现有兵力，分布各岛口，嘱饬各营昼夜逡巡瞭望，无敢疏虞。”但是实际上并未认真采取积极防御措施，甚至把兵力零星分布在东起成山角、荣成，西至宁海、烟台，“共三百里之遥”的漫长防线上，不分主次，分兵把口，致使防务薄弱。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李秉衡不敢按原议抽威海卫后路二分之一的兵力驰援前线，只派孙万龄等少数军队前往迎敌。二十五日，日军攻陷荣成，李秉衡自请交部议处。并再电朝廷，报告“贼势太众，威太危，烟亦岌岌”；说明“兵太单”、“营少势难措手”的苦衷，要求将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五营截留，奏请俯准。饬令提督董福祥带所部各营，星夜开拔至山东，以便“合力防剿”。此议已得朝廷照准。但是，援兵迟迟不达。不久，威海卫南帮炮台失陷。三十日。清廷曾电谕李鸿章、李秉衡：烟台为“通商口岸，防务较缓”，调孙金彪率军前赴威海协防，李秉衡却以“烟守将只孙金彪一人，若再调往，无人守御，烟台必危”而拒绝。李秉衡仅派军扼守威海西路，对于威海的战事不闻不问。二月三日，日军进占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李秉衡请旨将自己“交部严加议处”，电奏中称：威海已失，登州、烟台必为日军所争，“秉衡即死守烟台，于大局毫无补救，获罪滋大。目前统筹全局，似应移扼莱州（今掖县）一带，催集援兵，自西而东，节节进规，以固省城门户，以顾南北大局。”
二月九日李秉衡至黄县，十二日退驻莱州。他告诉丁汝昌自己已移扎莱州，防威海之兵亦径退莱州。不久威海失，北洋水师覆灭，与李秉衡“目击刘公岛危急，不克救援”有密切关系。外国观战记者肯宁咸在论述刘公岛失守的原因时，认为“本省巡抚（李秉衡）既按兵不动”，不“应约发援兵”是重要原因。
二月二十五日，清军收复宁海州（今牟平），二十七日收复文登。李秉衡却不令军队继续收复失地，反于三月三日致电清廷说：山东军力甚单“若深入恐贼抄截后路”。前线清军奋勇抗战，并于五日收复荣成。李秉衡仍不敢令军队收复威海卫城。
四月十九日，李秉衡闻日本欲割辽河以东、台湾，索赔款一百兆两之说“忧愤填膺”，披沥上陈，建议皇上“乾纲独断，如彼族要挟过甚，则绝其和议。勿为虚声所恫喝，勿为浮议所摇惑，”继续坚持抵抗。并表示：“臣虽老怠，愿提一旅之师，以伸积愤，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但是《马关条约》还是签订了。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又上《奏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要求情廷“立绝和议，布告天下臣民并各和好与国，声其欺侮要挟之罪，为万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以偿兵费之款养战士，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清廷不纳，并于五月八日与日本互换《马关条约》。李秉衡在反对议和过程中，表现出的可贵的民主共和思想。论者或以为李秉衡属封建顽固派，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李秉衡在想方设法阻止议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主张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来阻止-条约。这实在是令人对李秉衡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庚子之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因巨野教案而派兵强行进入胶州湾，李秉衡认为“土地不可自我而失”，派兵与其相争，因此被罢黜，担任四川总督，但未到任便因德国压力而被罢免。光绪26年（1900年）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李秉衡一度列名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倡议的东南互保，但随后力请募兵入卫京师，并在慈禧太后召见时极力主战；于是领四军出战，在杨村（今武清县）兵溃，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服毒自尽。 初谥忠节，随后联军将李秉衡列入事变祸首，要求严惩，清政府以秉衡先死而不予治罪，但下令追夺一切官职并撤销恤典。
评价
《清史稿》：“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珲，虽已无救於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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