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于民
[公元1909年－1938年]
毕于民为[公元1909年－1938年]
毕于民烈士（1909——1938），原名刘镇东，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雪野庄农民家里。1929年在莱芜县中学毕业后，来虎林县倒木沟（今虎林境内858农场场部所在地）寻亲，与母亲在一起务农。1931年“九·一八”事变，高玉山组织了依兰镇守使营管辖区域战时自卫团第九大队，毕于民出于爱国的热忱，参加了这个部队。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曾派党员深入高部做地下工作，毕于民在这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参加到中共饶河县委领导的饶河农工义勇军。
饶河中心县委因毕于民对虎林情况熟悉，派他和于华南到虎林县沿乌苏里江一带的偏僻山村开展建党活动。经过他的努力，1933年3月在九牌（今东诚镇仁爱村）秘密发展3名党员。同年4月正式成立了九牌党支部。1934年3月成立中共虎林区委时，任区委委员。1936年7月成立中共虎林县委时，任县委委员。同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时，任军部副官长。1938年春成立抗联第七军虎林办事处（驻土顶子）任主任和独立团（后改补充团）政委，负责虎林地方党和军队，以及军需供应等工作。
他来虎林首先抓的第一位工作就是选择易于开展工作的地方，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进而发展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九牌党支部成立后，他又去四方林子、倒木沟等地发展11个党支部和一些抗日群团组织。很多党、团员是他亲自发展的。依靠这些组织在虎林县开展抗日工作。他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传达党的指示，布置工作。紧紧地与这些地方组织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能在敌伪统治势力较强的地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党所交给的任务，并把这些地点建成了军需供应基地和通讯联系点。
根据党的-政策抓了山林队的联合。在“九·一八”事变后，虎林有不少报字号的山林队。他们不甘心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帮一伙的散于山林之中，时而进行一些抢劫活动。1935年后，毕于民根据中心县委指示，对他们进行联合活动，他大胆地深入“九江”、“长占”、“七省”等山林队中，一个队一个队地开展抗日宣传。其中有些人表现握枪欲发之势，他看到后，面不改色地说：“你们应该把枪口对准日本子，那才是好样的！”持枪人听后将枪撂下，毕继续进行宣传，终于将这些山林队争取过来。收编不久，“中央”（刘廷春）、“七省”（贾瑞富）、“长占”（张锡田）三个山林队，仍违犯纪律，在群众中进行“绑票”，把人圈在四道亮子不放，群众反响很坏。为了挽回影响，毕于民在1938年6月，带人前去，并带慰问品和部分金钱。为防止意外，采取巧妙的办法先缴了枪，然后进行教育，绝大多数认识到这做不对，把抓来的人放了。毕即将武器归还他们，进行了整顿。唯有“中央”队头子刘廷春系伪军连长出身，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整顿时他外出了，在回归途中闻迅，急忙赶回四道亮子，见面就骂，怎么教育也不行，甚至掏枪动武，被当场击毙。从此，这些队伍加强了革命纪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毕于民还大胆、机警地深入到伪军、警察中去进行争取爱-警的工作。先后共争取了3个警佐级的警察署长，如独木河口署长张旭武、倒木沟署长刘日宣、黄耀亭。独木河口警察署长张旭武自争取后，从1935年4月即向抗日队伍提供敌人情报，一直坚持到1940年整个情报组织被破坏、本人被捕遭敌人杀害为止。倒木沟警察署11名警察在刘、黄的影响下，全为地下党工作。倒木沟驻有五、六十名伪骑兵，经过毕于民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伪军不愿再为敌人卖命，借连长到阿城上军校这机，全部反正。驻黑咀子（今虎林镇）的伪军1个团，到山里“讨伐”，先派人给毕送信，使我们事先有准备。有一次毕于民患感冒在毕家大院休息，突然来了伪军“讨伐”队，毕即躲进屋里蒙大被发汗。这时一伪军营长领兵进来，毕毫不惊慌地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放我走，不是中国人就把我送给日本子领赏去！”伪营长当即问：“你是谁？”毕就将名字告诉他。营长听后吓了一跳乖乖地走了。
当时虎林队伍的军需，多由毕于民负责筹划。他在虎林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很高。只要当地党组织和基本群众，接到他个人写的条子，立刻就准备粮食、布匹、棉衣、鞋、帽、油、盐、药品，甚至0、弹药等，通过人扛、马拉送上山去，以供应队伍的需要。 以后归了大屯子，给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加了困难，使军需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于民1938年春，在土顶子密营里，修建了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地窨子，种了几十垧地的玉米，以防不测。他与山下的群众联系也没有中断。各党组织看到他写的条子后，也都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藏在粪车底下，瞒过岗哨，运出村外，交给山里的来人。
毕于民威震敌胆，敌人贴出告示悬赏，谁要抓到毕于民，赏国币1万元，伪-垂涎，都想发这笔意外大财。毕于民根本没怕，照样来往于各革命据点。一次到黑咀子被警察认出，他一看不好，正巧过来一个算命先生，即将算卦的褡子借过来搭在身上，拿过草帽戴到头上，从容而去。又一次进街遇到伪军，被追赶得无处可走，进了一个岗楼，打死站岗的警察，换上衣服脱险。有一次进街被一个骑马的日本警察发现，向他要居住证明书，他借掏证明书的机会，猛一下把日本子打下马，顺势骑马向东驰去。行至砖窑藏在砖坯里，用泥抹了脸，装做托坯的样子。追赶的敌人过来问：骑马的人哪去了？毕指向跑着的马说：人到那边去了。敌人便向马跑的方向追去，毕乘机脱险。再有一次毕从黑咀子回来，走到刘麻子店，见6辆日本军车陷在雪里不能走，他便机智地过去帮他们。日本兵还说：“你这个苦力大大的好。”毕乘机高兴地走了。还有一次毕于民被特务堵在屋里，他很机动灵活，将自己的橹子枪在裤兜里开火，把特务打死，他安全脱险。
毕于民在残酷和严重困难的抗日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从未遭到任何伤害。但不幸的是1938年9月中旬，正当毕于民为党积极工作的时候，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成为叛徒，被处决）给毕于民强加上“与军部闹独立性”罪名，指使人以军部开会为名，骗至饶河途中枪杀，年仅30岁。毕于民遇害后，部下无不痛哭，群众念念不忘。
同年(公元190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38年)去世的名人：
饶河中心县委因毕于民对虎林情况熟悉，派他和于华南到虎林县沿乌苏里江一带的偏僻山村开展建党活动。经过他的努力，1933年3月在九牌（今东诚镇仁爱村）秘密发展3名党员。同年4月正式成立了九牌党支部。1934年3月成立中共虎林区委时，任区委委员。1936年7月成立中共虎林县委时，任县委委员。同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时，任军部副官长。1938年春成立抗联第七军虎林办事处（驻土顶子）任主任和独立团（后改补充团）政委，负责虎林地方党和军队，以及军需供应等工作。
他来虎林首先抓的第一位工作就是选择易于开展工作的地方，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进而发展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九牌党支部成立后，他又去四方林子、倒木沟等地发展11个党支部和一些抗日群团组织。很多党、团员是他亲自发展的。依靠这些组织在虎林县开展抗日工作。他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传达党的指示，布置工作。紧紧地与这些地方组织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能在敌伪统治势力较强的地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党所交给的任务，并把这些地点建成了军需供应基地和通讯联系点。
根据党的-政策抓了山林队的联合。在“九·一八”事变后，虎林有不少报字号的山林队。他们不甘心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帮一伙的散于山林之中，时而进行一些抢劫活动。1935年后，毕于民根据中心县委指示，对他们进行联合活动，他大胆地深入“九江”、“长占”、“七省”等山林队中，一个队一个队地开展抗日宣传。其中有些人表现握枪欲发之势，他看到后，面不改色地说：“你们应该把枪口对准日本子，那才是好样的！”持枪人听后将枪撂下，毕继续进行宣传，终于将这些山林队争取过来。收编不久，“中央”（刘廷春）、“七省”（贾瑞富）、“长占”（张锡田）三个山林队，仍违犯纪律，在群众中进行“绑票”，把人圈在四道亮子不放，群众反响很坏。为了挽回影响，毕于民在1938年6月，带人前去，并带慰问品和部分金钱。为防止意外，采取巧妙的办法先缴了枪，然后进行教育，绝大多数认识到这做不对，把抓来的人放了。毕即将武器归还他们，进行了整顿。唯有“中央”队头子刘廷春系伪军连长出身，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整顿时他外出了，在回归途中闻迅，急忙赶回四道亮子，见面就骂，怎么教育也不行，甚至掏枪动武，被当场击毙。从此，这些队伍加强了革命纪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毕于民还大胆、机警地深入到伪军、警察中去进行争取爱-警的工作。先后共争取了3个警佐级的警察署长，如独木河口署长张旭武、倒木沟署长刘日宣、黄耀亭。独木河口警察署长张旭武自争取后，从1935年4月即向抗日队伍提供敌人情报，一直坚持到1940年整个情报组织被破坏、本人被捕遭敌人杀害为止。倒木沟警察署11名警察在刘、黄的影响下，全为地下党工作。倒木沟驻有五、六十名伪骑兵，经过毕于民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伪军不愿再为敌人卖命，借连长到阿城上军校这机，全部反正。驻黑咀子（今虎林镇）的伪军1个团，到山里“讨伐”，先派人给毕送信，使我们事先有准备。有一次毕于民患感冒在毕家大院休息，突然来了伪军“讨伐”队，毕即躲进屋里蒙大被发汗。这时一伪军营长领兵进来，毕毫不惊慌地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放我走，不是中国人就把我送给日本子领赏去！”伪营长当即问：“你是谁？”毕就将名字告诉他。营长听后吓了一跳乖乖地走了。
当时虎林队伍的军需，多由毕于民负责筹划。他在虎林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很高。只要当地党组织和基本群众，接到他个人写的条子，立刻就准备粮食、布匹、棉衣、鞋、帽、油、盐、药品，甚至0、弹药等，通过人扛、马拉送上山去，以供应队伍的需要。 以后归了大屯子，给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加了困难，使军需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于民1938年春，在土顶子密营里，修建了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地窨子，种了几十垧地的玉米，以防不测。他与山下的群众联系也没有中断。各党组织看到他写的条子后，也都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藏在粪车底下，瞒过岗哨，运出村外，交给山里的来人。
毕于民威震敌胆，敌人贴出告示悬赏，谁要抓到毕于民，赏国币1万元，伪-垂涎，都想发这笔意外大财。毕于民根本没怕，照样来往于各革命据点。一次到黑咀子被警察认出，他一看不好，正巧过来一个算命先生，即将算卦的褡子借过来搭在身上，拿过草帽戴到头上，从容而去。又一次进街遇到伪军，被追赶得无处可走，进了一个岗楼，打死站岗的警察，换上衣服脱险。有一次进街被一个骑马的日本警察发现，向他要居住证明书，他借掏证明书的机会，猛一下把日本子打下马，顺势骑马向东驰去。行至砖窑藏在砖坯里，用泥抹了脸，装做托坯的样子。追赶的敌人过来问：骑马的人哪去了？毕指向跑着的马说：人到那边去了。敌人便向马跑的方向追去，毕乘机脱险。再有一次毕从黑咀子回来，走到刘麻子店，见6辆日本军车陷在雪里不能走，他便机智地过去帮他们。日本兵还说：“你这个苦力大大的好。”毕乘机高兴地走了。还有一次毕于民被特务堵在屋里，他很机动灵活，将自己的橹子枪在裤兜里开火，把特务打死，他安全脱险。
毕于民在残酷和严重困难的抗日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从未遭到任何伤害。但不幸的是1938年9月中旬，正当毕于民为党积极工作的时候，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成为叛徒，被处决）给毕于民强加上“与军部闹独立性”罪名，指使人以军部开会为名，骗至饶河途中枪杀，年仅30岁。毕于民遇害后，部下无不痛哭，群众念念不忘。
同年(公元190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938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