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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

[公元1911年-1943年]

黄骅为[公元1911年-1943年]

  黄骅,原名黄金山,学名黄为有,1911年2月8日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阳新,位于鄂东南,东临长江,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成为鄂东南革0据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青山绿水,有“江南鱼米乡”之称。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鱼米乡”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黄骅一家也如当地歌谣所说:“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别人忙。”
  黄骅的父亲黄修玉,母亲吴氏都是勤劳、忠厚的农民,为乡里所称道。在兄弟姊妹中,黄骅居小,他还有一个哥哥和几个姐姐。一家数口仅靠父亲租种地主一石多田地维持生活。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父亲透不过气来,在黄骅还不足2岁时,就积劳成疾,不幸死去。不久,吃人的旧社会又吞噬了他几个姐姐的生命,母亲在丧夫失女的双重打击下也忧愤而死,接踵而至的是哥哥黄为富因得血吸虫病无钱医治而病亡。从此,黄骅与嫂子柯九菊相依为命,生活愈加艰难。嫂子心地善良,她对待黄骅胜似亲骨肉。
  黄骅五六岁时,就提着小竹篮,拿着小铲子,光着脚丫到野外打猪草、挖野菜,或到山林里去拾树皮、拣干柴。9岁就到地主家放牛,受尽了地主的欺凌和打骂。道道鞭痕,块块伤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1920年前后,外村的柯汉卿先生来良上村办学。黄骅见别的孩子背书包上学,心里很是羡慕。他跑回家扯着嫂子的衣角,哭闹着要去学堂念书。村里人很同情这个苦孩子。苦怜苦,穷帮穷,左邻右舍,你给几升米,他出几文钱,帮黄骅上学读书。黄骅深知自己能上学极不容易,学习特别用功,成绩很好。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两年后便中途辍学了。
  良上村有个地主名叫黄志祥,他请了塾师吴良干,专门教他的儿子和侄儿读书。怜贫惜孤的柯汉卿先生得知黄志祥家缺厨子,便介绍黄骅去了。黄骅求知欲很强,他常利用做饭的空隙时间在窗外旁听塾师授课。晚上,他经常勤读苦练到很晚才睡觉。所以,他的文化水平有了长足进步。黄志祥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两年后即将黄骅赶出家门。为了糊口,嫂子又忍痛将他送到木石港裁缝铺老板黄显发那里当学徒。白天,黄骅上下铺板,扫地抹桌,烧茶送水,劈柴做饭,累得精疲力尽;夜晚,他还得给老板全家打洗脚水,倒尿罐,擦烟具,拖地板,一直忙到深夜。可是,老板给他吃的一日三餐是残菜剩饭,连肚子也填不饱,还时常挨打受骂。时间不长,黄骅骨瘦如柴。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罪,就跑回了家。
  后来,黄骅跟江西瑞昌的木匠胡师傅当学徒。胡师傅为人忠厚,富有正义感。白天,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乡;晚上,胡师傅经常给他讲《岳飞传》、《三国演义》、《洪秀全》等故事。古代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黄骅的心。在此期间,黄骅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并逐步认识到“富没有种,穷没有根”等许多道理,立志救国救民。
  1924年至1925年间,阳新在武汉、南京等地求学的学生,如曹壮父、罗伟、曹大骏、柯松涛等已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家乡宣传马列主义,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大力开展工农运动。黄骅得知木石港区党部已经建立,正在领导农友们打倒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的消息后,立即邀黄为寿、黄自炎等几个伙伴奔赴木石港区党部,要求参加革命。区党部负责人柯松涛高兴地对他们说:“欢迎,欢迎!你们先将凤凰乡的少年们发动起来,建立儿童团。”在黄骅及其同伴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积极串-动,良上村及其周围的桂家林、凤凰山、樟门、上建坪、下建坪、唐畔、竹林头等村很快就联合成立了儿童团,黄骅被选为儿童团团长。
  黄骅历经苦难的磨练,性格刚毅倔强,工作特别积极。他不论是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监视豪绅地主,还是帮助区党部递送信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总是干在伙伴们的前头,有股子虎劲。有天夜里,柯松涛组织农会骨干到下彭和木石港去镇压大土豪柯汉云和大恶霸黄礼和,黄骅非常高兴,身藏一把茅刀,不顾天黑路远,十分积极。黄骅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茁壮成长。
  四一二-政变后,夏斗寅残部窜入阳新“清乡”。阳新的反动势力纷纷成立“清乡委员会”、“铲共团”等-武装组织,向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实行疯狂的-报复。
  黄骅对反动派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义愤填膺。
  有天夜里,黄骅和几个机灵的儿童团员一起,踏着皎洁的月光,机智地用石灰在几个村的墙上写了标语“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新军阀!”“为死难烈士报仇!”“共产党万岁!”鼓舞了革命的斗志,打击了-的气焰。
  1928年初,阳新各地党的组织陆续恢复和发展,赤卫队、游击队开始秘密建立。这时,黄骅已与党组织有了联系,而且秘密参加了赤卫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做城区的宣传工作花费了许多心血,他想了不少好办法:如耐心做好进城卖柴农民的工作,将标语传单放在他们的柴草里夹带进城;城里有人出城砍柴,黄骅也装着砍柴,乘人不备便悄悄地将宣传品塞进他们的柴草中;黄骅还和赤卫队员一起制作竹筏,将宣传品-在上面,然后放入富河,顺流漂入城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城区的影响,起到了振奋人心、打击敌人的作用。
  有一次,木石港区委书记袁凤鸣带领凤凰乡赤卫队去北冲村镇压“清乡”团长柯亨仁,黄骅和赤卫队员一起参加了战斗。此后,木石港区武装反“清乡”斗争风起云涌,方兴末艾。
  鉴于黄骅在历次斗争中立场坚定,斗争坚决,成绩显著,于1929年春,经袁凤鸣等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9月,李灿、何长工率红五军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翌年5月,彭德怀挥师抵达阳新、大冶地区,一举粉碎了国民党罗霖、郭汝栋部对阳新苏区的围攻。“参加红军去!”这是苏区千百万人民的心声,也是黄骅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黄骅连夜赶往红军驻地木石港,第一个报了名。参军后,黄骅跟随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1930年6月15日,黄骅离开阳新、大冶地区,参加了攻占岳州和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由于他在战斗中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平时又善于帮助和团结同志,这年年底就任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黄骅被提拔为营政治指导员兼总支部书记。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黄骅出生入死、顽强战斗,屡建功勋。后来,黄骅被送进红四军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他参加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漫长艰苦岁月的磨练,历尽千难万险的战斗洗礼,黄骅已由营教导员成长为红军团长,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黄骅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他留在红大工作、任干部团政治委员,团长为皮定钧。
  193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关于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黄骅由红大调任山西晋南游击支队支队长。第二年8月,他到晋西南边区党委(书记杨尚昆)工作,任军事部长兼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即晋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副支队长,支队长陈士榘(故又称“陈黄支队”或抗日新军)。
  1939年8月前后,内战危机加剧。靠近冀鲁豫边界的国民党第六军(军长石友三)奉蒋介石密令,配合日军向八路军大举进攻。陈士榘、黄骅奉令率领晋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赶往冀鲁边界,在兄弟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同年12月,阎锡山调兵遣将,对晋西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黄骅率部队迅速作好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打大仗。不几天,阎锡山就开始-“牺盟会”的干部和向八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八路军在陈、黄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几经反复冲杀,给阎军以应得的惩罚,粉碎了阎锡山制造-“磨擦”的阴谋。
  在坚决反对阎锡山制造-“磨擦”的同时,黄骅还肩负着做争取阎军的艰巨任务。他不顾危险,不辞劳苦,深入阎军,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争取整体与争取局部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激发了阎军下级官兵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纷纷表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1940年4月,黄骅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员。由于黄骅等的正确领导和艰苦深入的工作,鲁西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1941年4月,黄骅到冀鲁边区工作,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临行前,萧华等领导同志亲自为他送行。此时正值日寇加紧对鲁中军区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路途艰险难行。有一天,黄骅带领百余名干部,刚从莱芜县的茶叶口出发,即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发觉,情势危急。黄骅十分镇静,沉着指挥干部队边打边撤,退进了崇山峻岭的安全地带。第二天,队伍继续行进,途中又与日伪军打了个遭遇战,干部队被敌冲散。黄骅率领身边仅有的十几个人,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了一昼夜。最后,终于集拢了队伍,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当时冀鲁边区的环境异常恶劣艰苦。日伪军除占领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外,在各区、乡遍设据点,二三里路就修一个岗楼,彼此均有壕沟相通,因此八路军行动十分困难。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部队差不多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一方面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是避免被敌人包围合击。黄骅率领部队克服了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创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1942年春,日寇对各抗日根据地频频发动进攻。黄骅灵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点”的作战原则,率部不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新胜利。有一次,黄骅先一天带着两个连驻扎在西多庄。第二天,榔岭庄等村都驻满了日伪军。傍晚,黄骅乘敌不备,果断决定兵分两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榔岭庄,向敌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人四处逃窜。
  在战斗中,黄骅总是身先士卒,哪里有危急,他就到哪里指挥战斗。1942年初,他率部在宁津县张-宿营,突然被敌数路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黄骅命令警卫连的机枪掩护部队冲击。正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机枪哑了。这时,黄骅奋不顾身,纵身跳出“抗日沟”,随手拔出匣子枪,向敌猛烈射击,经过一场激战,终于突出重围。
  1943年1月,黄骅遵循毛泽东关于“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在庆云县争取了百余名伪军。之后,率部到该县严家务休整,并准备让大伙在此过个痛快年。不料汉奸告密,第二天拂晓即被日伪军包围。黄骅沉着地组织和指挥部队突围。他命令骑兵排向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敌人的火力,而自己亲自率领刚起义尚未换服装的伪军先头部队,迷惑敌人,向村子的东北方向前进。当快要接近敌人时,黄骅即命令部队猛打猛冲,突出了重围。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黄骅与广大指战员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他在狼篘子养病时,按规定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仍然与战士们一起吃煮黄豆、煮玉米。他的模范行动,深深感动了战士们,他们说:“要说我们黄司令员‘特殊’,他就特殊在喜欢吃辣椒和常戴眼镜上。”
  黄骅时常教育干部、战士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抗日队伍,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时刻不能忘记老百姓,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排难解愁,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在当时口粮菜金很少的情况下,他常对爱人顾兰青(后改名王毅)说:“老百姓比我们的生活还要苦,我们应该省下点钱粮,去接济苦难的同胞”。
  黄骅对部队的学习抓得很紧,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他有一个白铁皮做的箱子,人们称之为黄司令员的“百宝箱”。里面装满了各种书籍。不管行军打仗多么疲劳,他总要挤出空隙时间学习,经常学到深更半夜,他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思想修养、军事素质因此不断进步和提高。他常说:“学习不好,就不可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黄骅代表边区党委领导第一分区进行整风。在整风运动中,黄骅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治病救人的目的出发,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整风,第一分区小党员增进了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黄骅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为了加强党对回民支队的领导,他决定派教导旅直属队指导员刘济民去回民支队工作。行前,黄骅与刘济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黄骅说:“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你一定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带好这支队伍。具体讲:第一,回民支队近千人,党员只有五六个,党的力量不强,你到职后的首要任务就要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加强党的领导;第二,要十分注意培养回民自己的干部,挑选优透的回民青年送军区培训;第三,要掀起一个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的热潮,搞好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第四,那里土匪多,情况复杂,你要时刻提高警惕,注意部队和自己的安全;第五,要与回族战士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一定不能吃猪肉。这样,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任冀鲁边区副司令员和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期间,黄骅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高昂的斗志领导边区军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队伍、窃据边区司令员要职的邢仁甫(解放后被镇压),准备谋杀军干部、公开叛变投敌的罪恶阴谋正在加紧进行。对邢的这一严重阴谋,山东军区已经察觉,并已设法派人到下属军区赶送信息,但因日寇“扫荡”、交通阻隔而耽误。当时,冀鲁边区黄骅、卢承道等军区主要领导人也看出了刑仁甫的诡密行动,采取了党的核心机密不给他看,重要军事会议不通知他参加,重大军事行动临时告诉他等预防措施。
  1943年6月29日,黄骅率部到新海县赵村一带开展抗日活动。30日,他在大赵村主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布置秋季反“扫荡”任务,讨论和制订实施计划。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整天,晚饭后会议还在继续进行。此时,受邢仁甫指使的手枪队长冯冠魁跟踪到了大赵村。他率一伙暴徒骗过了警卫,闯进了会场,杀害了黄骅。与黄骅同时遇难的还有卢承道等负责同志。
  黄骅牺牲的噩耗传来,边区军民无不痛哭失声。他们怀着对黄骅烈士无限崇敬和深切悼念的心情,纷纷加入送葬行列,将烈士的忠骨安葬在山东省无棣县第六区的一个山上。
  1953年3月,黄骅烈士的遗骸移葬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墓前竖立着刻有烈士英名的纪念碑。周围百花丛生,松柏常青。
  (陆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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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公元1943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