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
[春秋战国][？－前500年]
晏婴为[春秋战国][？－前500年]
晏婴系晏桓子之后。初事齐灵公，谏说齐灵公勇立前线以励三军，齐灵公不听，“走入临葘”，致使“晋兵遂围临葘，临葘城守不敢出，晋荧郭中而去”。再事齐庄公，谏阻齐庄公纳晋国罪臣栾盈，齐庄公不听，从此齐与晋构隙。齐庄公与其大夫崔杼妻私通，崔杼大怒，欲借齐伐晋之际，与晋联盟暗自袭齐。此谋虽未成功，崔杼以“称病不视事”，与齐庄公宦者贾举再觅计谋，诱杀齐庄公。“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表明了他对齐庄公死有应得的态度，崔杼令“门开而入”；晏婴“枕庄公尸而哭，三踊而出”，表示了君臣之间应行的礼仪。当时崔杼正在盛怒之际，又握有齐国公室的大权，“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司马迁：《史记·齐世家》)晏婴在事灵、庄二公期间，从齐晋构隙的酿成，可见他能在天下纷争的形势下，洞悉所谓不相关连事件之间的联系，权衡利弊的政治家的眼光；从齐国丧师辱国惨败的局面及其敢逆崔杼之威的举动，又可见他能于危亡面前方寸不乱，勇毅赴难的政治家素质。是齐国尝了酸涩的苦果之后选择了晏婴；而晏婴的被选择又把他推进齐国更高层次的政治领域中去。
崔杼弑杀齐庄公后，拥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齐景公慑于崔杼的势焰，以崔杼为右相，以庆封为左相。崔杼虽然有拥立杵臼之功，但又有弑杀齐庄公之名，在任右相之后，唯恐国人不服，内乱继作，与庆封相谋欲以盟誓的形式要挟国人，劫持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不与盟者，即杀死；已杀七人，下及晏子。在生与死、祸与福的考验面前，晏子取尖锐对立的态度，并且大义凛然，慷慨陈辞，痛斥崔杼结党营私的罪恶。这一举动，使崔杼无可奈何，举世为之瞠目结舌，从而使晏婴于齐国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中站稳了脚跟，蓄积了力量。
在崔杼、庆封相继离开了齐国的政治舞台后，晏婴开始发挥着积极的政治作用。然而齐国自齐桓公之后，逐步开始衰败，至齐景公之世只能取自守的国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田无宇代表的新兴封建势力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政去公室，民思田氏”，已经彻底改变了齐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晏婴欲追慕管仲而建匡世之功，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即使守成，晏婴也忧虑田氏篡夺齐国政权。为此，他希图利用礼制来束缚田氏，并谏言齐景公省刑，实行举贤任能等政策措施。这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晏子在担任齐国大夫期间，专对应酬，接待四方，不失大国之风；即使是在通聘为使，亦不辱国命：“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春秋·杂下第九》)在谐谑谈笑之间，挫败了楚国有辱晏子人格、有辱齐国国格的阴谋，胜利完成了外交使命。晏子这一风格，还直接影响了其后的一批舌辩之士，不论是谒进，还是出聘，都能现出晏婴那种随机变应，纵横捭阖的品格。
终晏婴一生，人品清正，纵然不能挽回姜齐颓败的局面，但使齐景公终能守其既承之业。所以晏婴死，正在游宴的齐景公“乘侈舆服繁驵驱之。而因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积重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晏子春秋·外篇下第十七》)即使后人也不无过分地说：“管仲、晏婴，功书并作。”(王充：《论衡·书解》)
同年(500年)去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