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龙

王慧龙为[南北朝][公元390年－440年，隋唐太原王氏之祖]

　　王慧龙，无字无号，北魏太原晋阳人。生于晋太元十五年（390），卒于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北魏抗刘宋名将，官衔累至荥阳太守、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慧龙祖父王愉为东晋国相王坦之之孙。逮王愉为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尚书仆射、江州刺史时，年方七八岁的王慧龙为王愉孙辈中最聪慧者，深得惜爱，尝谓为“诸孙之龙”，遂以慧龙为名。
　　早在王愉为州刺史时，后来的刘宋皇帝刘裕怀才不遇，曾投靠王愉欲谋个好前程。然而，王愉很看不上刘裕，不仅没有起用，反而待之失礼。刘裕遂怀恨于心，另求他图。刘裕暴发后，身居国之要职，又执举国兵权在手，与刘有隙的王愉，则作为对立势力，亦在朝中为重臣。为减削帝党势力，为报当年受辱之仇，更为扫平夺取帝位皇权的障碍，刘裕以王愉图谋不轨、心怀二志为由，戮其全家，时王慧龙仅14岁。
　　东晋太原王家王愉一支惨遭大祸时，王慧龙得家奴僧彬的鼎力相救，幸免于难。僧彬先是将慧龙藏匿建康暗处，待百余日风声渐去后，又向西潜逃，准备渡江。史称，在渡口，“为津人所疑，曰：‘行意匆匆彷徨，得非王氏诸子乎？’僧彬曰：‘贫道从师有年，止西岸，今暂欲定省，还期无远，此随吾受业者，何至如君言？’既济，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见《魏书·列传二十六》）意思是，王慧龙与僧彬北逃渡江时，引起了渡口执事者的怀疑：“你们形迹如此慌张，莫非是逃亡的王家诸子？”僧彬赶忙辩解：“贫道出家多年，今天就去西岸，不久还要返回，他是（指王慧龙）我的信徒。你们怎么能妄言王氏诸子？”于是躲过了盘查，西渡对岸，直奔江陵（今湖北荆州），投靠王慧龙叔祖王忱的旧属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时荆州刺史魏吟新死，习辟疆正与江陵县令罗修、前（荆州）别驾刘公期、当地豪强王腾等合谋举兵反刘裕。他们见到王慧龙与僧彬，便推举慧龙为盟主举事，准备偷袭荆州城。然而，刘裕闻荆州刺史魏吟去世，担心有变，即遣其弟刘道规急奔荆州控制时局。于是，以慧龙为盟主的反刘举事，中途流产。江陵令罗修匆匆将慧龙、僧彬北送襄阳（今湖北襄樊），投奔东晋雍州刺史鲁宗之。鲁宗之深知刘裕必欲斩草除根，置王慧龙于死地，江东地方再难容王氏之脉，遂资助慧龙等渡过汉水，向西逃命。
　　匆匆逃亡奔命，王慧龙举目无亲，茕茕孑立，惶惶终日，虽侥幸逃出东晋，亡命后秦，但当时的后秦，国小军弱，挟制于北魏、东晋两大国之间，依靠后秦报家仇，或将后秦作为再兴家族的政治依托，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慧龙在亡命中成长，在成长中等待时机。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率东晋军颠覆后秦，王慧龙只好再次北逃，避难北魏。
　　北魏第二代君主明元帝拓跋嗣，接纳了王慧龙，听他讲述了家事的不幸及愿效命北魏、率兵南讨东晋的请求。当即表示“席卷吴会，卿情计如此，岂不能相资以众乎！”（见《魏书·列传二十六》）但并没有起用慧龙。因为当时的东晋在刘裕的操控下，军事实力与北魏在仲伯之间，北魏并不具备统一南北的政治、军事实力。慧龙在明元帝的庇护下又过了三年，刘裕取代东晋，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宋，史称刘宋，北魏仍无南伐之意。
　　泰常八年（423），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死去，少帝刘义符登基，拓跋嗣得悉刘宋新旧帝交替之际，国祚不稳，乃趁势亲统大军伐宋，连续攻取司州（今河南洛阳）、兖州（今河南滑县）、豫州（今河南汝南）大片宋土，起用王慧龙为洛城镇将，令他率兵戍守南陲。时已34岁、积蓄20年深仇大恨的王慧龙，踌躇满志，走马上任，准备大显身手。岂料大任刚授，拓跋嗣猝死，新帝拓跋焘以为“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见《魏书》）收回前帝成命，另委慧龙为乐安王拓跋范之师，兼并州、荆州、扬州大中正，负责三州官吏考选事宜，品第在镇将之上。王慧龙对此重任坚辞不受，表示愿效命疆场，报家仇国恨。拓跋焘见慧龙执意如此，遂改任其武职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长史（副职）。
　　膺任安南大将军长史后的王慧龙，戍兵国土南陲，悉心于刘宋动静。始光三年（426），刘宋荆州刺史谢晦兵起江陵反叛朝廷，宋军到彦之、枟道济奉文帝之命，率兵两路，合剿叛军。谢晦孤军难敌，求救于北魏。王慧龙借此良机，亲率精兵1万，巧施“围魏救赵”之法，攻破刘宋要塞思陵戍（今河南淮阳南），兵临项城（今河南项城市）合围之。不久谢晦兵败，王慧龙班师凯旋。此役虽不甚大，但慧龙精于治军、长于用兵之军事才能足见一斑。神 三年（430），刘宋王玄谟统军进犯滑台（今河南滑县），魏太武帝拓跋焘诏命慧龙代为楚兵将军，与冠军将军安颉合兵抵御。两军在中原对峙、鏖战，连续50多天。宋将王玄谟向以善战著称，所率兵勇亦刘宋精锐之师，北魏“诸将以贼盛，莫敢先”。（见《魏书·列传二十六》）独王慧龙先是勇战当先，继而“设奇兵破之”，重创王玄谟之军。班师后，“世祖（太武帝）赐以剑马铖帛，授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拜荥阳太守，仍领长史”。（见乾隆《太原府志》）
　　王慧龙在荥阳任上10年，其间“农战并修，大著声绩，招携边远，归附者万余家，”（见《魏书》）一时间声名鹊起，震骇刘宋朝野。为除掉王慧龙，刘宋文帝纵使毒招，策划“反间计”，扬言：“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冠入边，因执司马楚以叛。”（见乾隆《太原府志》）妄图引起北魏君臣猜忌，重陷慧龙于水火。然而，魏太武帝拓跋焘并不昏庸，他深知王慧龙与刘宋的亡家灭门之仇，深如血海，遂对众臣一语道破：“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见《魏书》）为安抚慧龙，即赐其玺书曰：“义隆（宋文帝）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是介意也。”（见乾隆《太原府志》）义隆见诡计不成，便重金悬赏，以200户男、1000匹绢为价，收买慧龙首节。惑于利诱，刺客吕玄伯铤身走险，行刺慧龙，反被抓获。众人皆以吕氏必死。慧龙却说：“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便将吕释放。他的容人之量，深得时人赞服。乃至死后，吕玄伯感其全宥之恩，为其守墓，终生不去。
　　慧龙武能安邦，心胸广阔，文才亦不俗。史载，其少时家遭横祸，半生坎坷蹉跎，但不忘修身蓄志，养就文韬武略，举止谨慎。为明其志，曾作《祭伍子胥文》，舒泻忧悴，誓言“鞭尸吴市，戮坟江阴”。所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被国家奉为“国典”。太武帝渐知其才高识远，遂再为升迁，拜使持节、宁南将军、虎牢镇都副将。然天不假年，忽卒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其后家族繁茂，一子四孙，再续太原王氏香烟，终成隋唐望族，王慧龙则成隋唐“太原王氏”之祖。自西晋末王湛举族南渡，至东晋末王慧龙一人北归，迄隋唐再成大族，三百余年间，南迁北徙，苗裔播撒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遂成“太原王氏”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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