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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

[明][公元1459年-1529年,明朝首辅]

杨廷和为[明][公元1459年-1529年,明朝首辅]

  
杨廷和
  杨廷和(1459——1529),汉族。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人。年十二,举于乡,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九,进士及第。孝宗弘治二年(1489)进修撰。历官左春坊大学士,典诰敕。以指斥佞幸忤刘瑾,谪官。瑾诛后,拜华盖殿大学士,总朝政。武宗死,无子,以从弟朱厚熜继位,是为世宗嘉靖。除去中间居忧三年,杨廷和身仕两朝,前后担任宰辅十四年,其中首辅九年。他为官清正,多有建树,因争登基大典忤帝意,谪官,致仕。后削职为民。嘉靖八年(1529)卒年七十一。
  子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武宗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亦以争大典,杖谪云南,废弃终身。
  大明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洪、宣时期达到了极盛。然而就在此时,明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明中叶百余年间,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但都没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究其原因,统治阶稼部有识之士的改革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德、嘉靖之际,杨廷和的改革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
  一、“镇静持重”,“补苴匡救”
  《明史。孝宗本纪赞》:“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孝宗而已。”然而,就是这个被捧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的孝宗皇帝,却培养出了一个“耽乐嬉游,昵近群小”的不肖之子——明武宗。武宗君临天下伊始,即重用自己东宫时旧竖刘瑾。武宗怠于政事,刘瑾得以乘机擅权。当时内外章奏,都要先具红揭投瑾,人称“站皇帝”。东厂、西厂掌印太监,皆其私党;又设内行厂,“躬自领之,军国大柄,尽归其手”。⑴更有一些无耻官僚,如焦芳、张彩之流,附炎趋势,卖身投靠。《明史》立《阉党传》,阉以党名,盖始于此。一般文武大臣,也不敢与之向抗,“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⑵,其权势可谓炙手可热。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武宗又宠幸江彬、钱宁、许泰等佞幸小人,赐以国姓,收为义子,出入豹房同卧起,游猎巡幸无时日。“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⑶。在他的统治下,朝政日非,内忧迭起,外患频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刘六、刘七起于河北,蓝廷瑞、鄢本恕起于四川,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安化王寊鐇反于宁夏,宁王宸濠反于江西,统治阶稼部矛盾因武宗失德而更加尖锐。蒙古贵族也乘机连年侵扰。大明天下,很不安宁。
  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下,杨廷和身为宰辅,“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折服”。史载,他居忧期间,梁储为首辅,“惧不克任”,“屡请召之”。他还朝后,“储遂让而处其下”。可见他在阁臣们心目中地位之高。
  武宗失德,杨廷和多次上疏规谏,俱不听。他虽“邑邑不自得”,但仍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安化王寊鐇反,他“草赦诏,请擢边将仇钺,以离贼党。钺果执寊鐇”⑹。刘六、刘七起义,他建策献言,调兵遣将,终于镇压了这次起义。刘瑾专权时,无耻官僚趋之若鹜。刘瑾败后,“中官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杨廷和为官清正,绝不与之为伍。但武宗童昏愚顽,杨廷和身为宰辅,言不听,计不从,处境十分困难,很难施展抱负,只能“委曲其间,小有剂救而已”。为此,他曾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史载,杨廷和“久入阁,漫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幸臣窃国柄。有狂生-数其过,公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当时,他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武宗统治十六年,失道不可胜计。杨廷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持政务,“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灾赈蠲贷犹如故事,百司多守法”,使国家机器照常运转。封建史家对此歌颂备至。《明史。杨廷和传。赞》:“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幸盘结左右。廷和为相,虽无能改于其德,然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明末文人陈子龙也指出:“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
  二、“安危定倾,功在社稷”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崩于豹房。这个荒淫无耻的皇帝,一生“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视军国大事如儿戏,死时却留下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大明王朝“安危俄顷”。杨廷和身为首辅,面对纷繁的国事,调度区画,指挥若定,表现了非凡的才干。
  1、 定大策,迎立新君
  择立新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头等大事,搞得不好,就会发生内乱,尤其是在“大行皇帝”无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世宗),得到了阁臣们的赞同。太后“一如廷和请,事乃定”⑿。使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2、 擒江彬,消除隐患
  江彬,原为大同游击,正德七年,被武宗召入京师。他以“机警,善迎人意”,得武宗欢心,被“留侍左右,升左都督,冒国姓为义儿”⒀,后冒应州功,封平虏伯。他对武宗,“诱导以离宫之欢,恣情于驰骋之乐”⒁。正德十六年,武宗临死前,“江彬益骄横,其所部边卒,桀骜不可制”,“犹改团营为威武团练,自提督军民,中外虑彬旦夕反”⒂。江彬党李琮也“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不决”⒃。武宗死,杨廷和“密与太监张永谋,启太后请旨勑彬。先传令军士,扈从南巡者就通州给赏,于是边兵尽出”⒄用以剪其羽翼。“彬觉,顾瞻无人,遂就擒”⒅。接着,“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恶,厚赏彬所部诸边卒,散遣归镇”⒆。“安危俄顷”之际,杨廷和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粉碎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叛乱阴谋。
  三、革弊政,朝野称颂
  世宗未至京师,“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⒇。这一个多月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杨廷和不很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掣肘,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他几十年宦海生涯中最有光辉的时期。他以革除武宗时弊政为己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办事勤勉,讲求效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史载:“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杨廷和)一一口授,动中几宣,略无舛错”(21),“中外倚以为安”(22)。
  正德、嘉靖之际的遗诏、登极诏都出自杨廷和之手,他的很多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都是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的。
  正德七年,武宗不顾阁臣们的反对,调边兵入卫京师,“边卒纵横骄悍,都人苦之”(23),边防力量也大为削弱。武宗死,杨廷和“传遗命罢威武团练诸军,各边兵俱重赉散归镇”(24),解决了这一问题。
  武宗荒淫无道,建豹房、开皇店,掠民间美女,取诸府乐户,营行宫于宣府,兴土木于京师,致使天下骚然,民不堪命。武宗死,杨廷和以遗诏“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归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25)。
  杨廷和在所拟登极诏中,还“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赋尽免之”(26),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世宗即位,杨廷和草上登极诏书。“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五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大半皆斥去”(27)。在裁汰冗官、冗兵的同时,杨廷和还注意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在它所拟的登极诏书中规定:“正德十四年文武-人等,因谏上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称,酌量升用。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复养亲属”(28)。而且,“廷和益欲有所发嘘,引用正人,布列在位”(29)。注意选拔人才,以推行新政。
  杨廷和的改革措施,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称颂。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嫉恨。史载,“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他们散布谣言:“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31),有人甚至想趁杨廷和入朝时刺杀他。但杨廷和无所畏惧,“出入护以卫士”(32),照常理事,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胆略。
  杨廷和的改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嘉靖初年,政府财政状况大有好转,阶级矛盾也相对缓和,“天下翕然称治”(33)。
  封建史家对杨廷和在正德、嘉靖之际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明史》的作者称他:“扶危定顷,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34)。焦竑称他:“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35)对杨廷和的功绩,连明世宗也无法否认。杨廷和死后,明世宗曾向大学士李时问起太仓积粟情况,李时回答:“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明世宗很有感慨,说:“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36)
  四、 大礼议起,晚境凄凉
  世宗即位,杨廷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自信可辅太平”(37),重振大明王朝。杨廷和办事勇于负责,敢于坚持己见,“事事有所持诤”(38)。他多次上疏,劝世宗:“……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39)。但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他的宏伟抱负也顿时化为泡影。
  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嗣大统,按封建礼教,应尊孝宗为皇考。但世宗尊崇私亲,横生枝节,始则坚持尊本生父母为帝后,既而又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杨廷和等阁臣则引经据典,力言不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40),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大礼议”之争。“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帝常忽忽有所恨”(41)。杨廷和-“累疏乞休”,嘉靖三年二月致仕,结束了自己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以后,大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42),已退居林泉之下的杨廷和也没能幸免,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在寂寞中死去。
  大礼仪之争,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杨廷和等人持论不挠,敢于和皇帝抗争,罢官廷杖在所不惜,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明代士气之昌,于此可见一斑。
  杨廷和失宠于世宗,倡大礼之仪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世宗的猜忌。史载:“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世宗“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不能止也。”(43)作为封建帝王,当然不愿臣下多嘴多舌。更有甚者,杨廷和以倡大礼仪忤世宗意,“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44),世宗意遂内移。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多是昏聩无能之辈,-皇权却丝毫不容侵犯。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世宗降敕称杨廷和“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45),身为人臣而目无君上,恐怕是杨廷和生遭贬窜且戮及身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对此,杨廷和身居庙堂之时或许即有所察觉。史载,“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皆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46)伴君如伴虎,信然!
  纵观杨廷和一生,觉得他不失为封建官僚中的杰出人物。武宗童昏,宦竖擅权,佞悻横行,他身为宰辅,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镇静持重”,“补苴匡救”,兢兢业业,支撑危局。正、嘉之际,他锐意改革,力除武宗时弊政。改革虽然因他-致仕而没能继续下去,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的几次改革开了先河。他为官清正,虽“位及人臣,而居处同于寒素”(47);他关心民间疾苦,为家乡“通水利”,“修县城”,“置义田”,作了不少好事,很受时人称道(48)。作为明代中叶著名的改革家,杨廷和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杨廷和少聪慧,读书用功,十二岁举于乡,十九岁中进士。于明弘治二年(489)进修撰,参修《宪宗实录》和《会典》。正德二年(1507)初由詹事人东阁,专典诰赦,因与宦党相抗,得罪司礼监大太监刘瑾,改官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因修书功成召还,授文渊阁大学士参理机务,迁吏部尚书。及至刘瑾伏诛,于正德七年(1512)进谨身殿大学士;继李东阳出任首辅。曾屡向武宗帝奏以去0,正朝纲之计。奈宦官恶势力如瘟疫一般迷弥充蔽,诱导皇帝日事荒淫。既然无心振作,自不会认真采纳。但杨廷和认定目标,镇静持重以待发展,表现了政治家的气度。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燳崩,无子,杨廷和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统、得到皇太后准许,由其拟发“遗诏”,迎候朱厚熜自驻守地安陆(今湖化应山县)回京继位。于新皇帝尚未抵京的一月之余,杨廷和借遗诏行事,励行新政,革除武宗朝所留弊政;打击宦官秉政当权恶势力,遗散平虏伯江彬矫旨改建的威武营、资遣锦衣卫擅调用的各边兵及其进献的美女、取消“皇庄”、“皇店”并9多余的工程。收纳宜府(河北宜化县)行宫金银珠宝,入于内库、释放南京大狱冤囚等。最后并说服皇太后,计擒欲拥兵反叛的0倍将领江彬,于世宗即位后当众处决,榜示天下,同时将其死党一一缉拿,分别惩办。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日,改革之举,意义深远,恶势力遭到打击,正派力量得以增长,人心大快,国家从危弱转臻初治,史称“中外倚以为安”。世宗朱厚熜即位时,杨廷和奏准颁发拟定的新政纲领,借以精兵简政,减免税赋,清理盐政、漕运等,谨慎刑审、广开言路,举荐人才,使“天下翕然称治”,朝野大悦,皆称颂新天子圣明并杨廷和之功德。因此进为左柱国,兼《武宗实录》总裁、“大礼”议起,杨廷和受到排诉。所谓“大礼”即议论世宗朱厚熜父亲的主祀与尊号,世宗帝意欲舍去原有宗法制度抬高本支身价,尊自己父母为帝为后,杨廷和以首辅之位据理规劝,以为应“继统继嗣”,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与世宗议想不合。帝终按已意强行确定新帝系,重新培植亲信,进而打击阁臣,废除“新政”,恢复原来革除之弊政,旧势力重新抬头,“皇庄”、“官庄”重新发展。杨廷和痛心疾首,全力抗争,上奏章约三十道,然世宗无视,乃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将其罢归故里新都。杨廷和去位后,世宗用大狱、廷杖、罢黜等-了二百多位朝臣,勉强定了“大礼”。七年(1528)世宗《明伦大典》成,重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籍为民。世宗八年(1529)杨廷和病故于四川新都县,享年七十一岁。于穆宗隆庆初年得以复官,赠太保,谥文忠。生平著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传世。亦善书,笔法工整。清魏坤《倚晴阁杂钞》谓:“明《昌运宫碑》,大学士李东阳撰,杨廷和书。”
  杨廷和一生博学鸿毅,光明正大,积极倡导励行“新政”,对明朝之中衰起到一定振治作用,不愧为一位有胆识卓见的政治改革家。诚如李东阳说:“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经邦济国)事,须归介夫。”
  
同年(公元1459年)出生的名人:
同年(公元1529年)去世的名人: